阿樺
－－台灣建國烈士詹益樺紀念專書
曾心儀/編著
一個草根工作者
1989年5月19日在總統府廣場殉道
表達對台灣的大愛！
阿樺，本名詹益樺，三十二歲，未婚。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生。童年在嘉義縣竹崎鄉度過。少年時北上求學，龍華工專肄業。
他年輕的生命，人生最後四年全部奉獻給反對運動，歷經許信良接機事件被軍警毆傷，在黨外公政會默默奉獻，參與民進黨建黨，曾為尤清，謝長廷助選，在許榮淑，鄭南榕所辦的雜誌社擔任發行工作。
全心投入「許曹德，蔡有全台獨案」全島聲援活動，「五二○」農民請願事件中，拆下立法院招牌。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他在高雄縣農權會得知鄭南榕自焚，立即北上，切斷他所深愛的南台灣農運，草根工作。四、五月間進行殉道的準備，「五一九」當天，身背預藏的汽油，與鄭南榕喪禮隊伍遊行走全程。
總統府前的鎮暴部隊向和平民眾噴射強力水柱，引起群眾憤怒，阿樺引火自焚，趴到在蛇籠絲網上──那一刻，他的生命延續到我們每個人心中。
我們常「聽到」也常「講到」的公義、愛、尊嚴，但我們是否落實做到？台灣社會上弱者權益是否落實替他爭取了嗎？
我現拿鋤頭時，挑擔時，常思考這些問題，台灣社會上弱者在那裏，他們被變成弱者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人造成，是什麼事情演變，現我不敢有什麼結論，我自訂一個方面，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那個地方扶啟他。
──摘自詹益樺寫給獄中蔡有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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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益樺紀念專書
目次
第一部份：照片
附：阿樺接機事件受傷資料／
阿樺最後手迹──5、19晨寫給有全的遺書
第二部份：文字
給有全的信＜代序＞ （曾心儀）1
阿樺給有全的信 11
周順吉談阿樺──接機事件、黨外公政會時期、民進黨建黨、「五一九」最後見面 13
戴振耀談阿樺 31
農夫陳照長談阿樺 43
農夫蘇水印談阿樺 51
一個女大學生對阿樺的追懷──與李宜樺談阿樺 59
許諾，沉入心底最深的深處──寫給阿樺和他的患難兄弟 67
貼心又遙遠的聲音──不具名者談阿樺 77
碎心的回憶 79
林再受 （政治受難人）
郭清淵老師 （政治受難人）
洪志銘 （洪奇昌雙和服務處主任）
李三沖 （專業錄影工作者）
永遠的「阿撒普路」 （蔡海埔） 87
那每場運動第一線上的身影 （鄭麗娟） 97
慕道而謙卑的草根工作者──我所認識的阿樺 （陳真） 101
阿樺與馬神父 103
燃燒的蝴蝶 109
後記 （曾心儀） 183
重要史料影片!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事件 警方當天蒐證影帶
＜代序＞
給有全的信 曾心儀
有全：
阿樺在「五一九」那天自焚後，我在他自焚現場蛇籠絲網前靜坐許諾，之後，到台大醫院停屍間看他遺體，面對著他，我再度許諾──我要為他做事，彰顯他的精神。
阿樺奉獻他的生命，我想，我們活著的人，所能做的，就是把對他的尊敬、紀念與我們的理念在生活中落實。對我來說，不僅僅只是為他寫書而已。然而，即使是寫書，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曾有過放棄將此書問世的念頭──那是基於對阿樺的尊敬，對他的生命要有所交代。
多少次，欲放棄、不寫，卻又有一股力量支撐著我，繼續寫。每次，灰心，絕望的時候，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把沉重的擔子託付給上帝，上帝會寬恕人們的缺點和罪過。上帝會幫我提起這沉重的擔子，而阿樺在人間的過去也都已進入歷史。這樣想時，我就「絕處逢生」，繼續按照原訂的計劃編輯阿樺的書。
關於阿樺在世時，生活化的這部份，現在初步整理出來，這是系列專書的第一輯。我想到，要寫一封信給你，用這封信「代序」。如果不是要用寫信給你來「代序」，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提筆寫信給你。
最後一次與慧瑛去看你，是在南榕自囚期間。我們「北基會」的成員，上午去土城監獄看蕭裕珍等人，下午去龜山監獄看你、林國華、許曹德。那天我非常難過。高雄事件發生後，我和慧瑛每週都去探監，有時一個星期去好幾次，有時上午看了，下午又看。有四年的時間，我是土城、龜山的常客。（以及大逮捕剛發生後，景美軍法看守所的常客。）這十年來的人事變遷、一場接一場的悲劇，使我彷彿在惡夢的夢境中浮沉。
南榕自囚，我沒有去看他。實在是不忍心去看。那天與慧瑛去龜山看你，好像又回到高雄事件後隔著鐵窗對望的日子。你還是那樣瀟灑、年輕、面帶笑容。你託我照顧慧瑛，我心中只有唉嘆。「北基會」是你二度坐黑牢前夕，籌劃推動，在你入獄後成立。我和鄭文堂擔任第一屆管理委員文宣組，鄭文堂製作的第一張傳單就標出：
「莫讓黨工作成為反對運動的祭品」
慧瑛與我擔任第二屆管理委員，慧瑛負責關懷組。若不是管理委員會通過擇日探監，我真不知道，我何時才有勇氣提起腳步，再到那傷心地？但那天回來，我還是垮了，整整一週在家，什麼事也不想做。我和南榕通電話，我說，我去探監就成了這個樣子：我更沒有辦法去看他。南榕在電話那端，沒有說什麼話。我非常傷心，假如，你和許曹德這個案子的聲援活動後期，某些檯面人物不要做出那樣令人反感的事，很多事情的狀況都會不同。沒有想到，後遺症一直延續下來；這一切，只有交給上帝、交給歷史。
我雖然沒有受洗，可是我虔誠信仰上帝。或許是上帝的安排，讓我有機會與馬赫俊神父長談。馬神父被國民黨強制驅逐出境後，我參與聲援委員會，被指派協助文宣、連絡工作。為了做傳單，我向幾家傳播媒體調借照片，沒想到，因此在無意中突破了沒有勇氣去時代雜誌社心理障礙。通常，與「時代」有關的事，我都是直接找南榕。我和他從黨外雜誌時期就認識，很了解他的脾氣，他是「時代」的主要負責人。他把責任一肩挑，也是基於此，國民黨集中火力對準了他。你和許曹德拿到叛亂案傳票時，我還在「時代」當記者，南榕對我說：
「國民黨用叛亂罪辦『許蔡案』，是向台灣人民宣戰。」
你決定出庭應訊的前夕，南榕請你、我等人吃日本料理。我能體會他的心情。我們都感覺到，國民黨用「台獨叛亂」來辦，難有倖免黑牢劫。那天吃日本料理，你還打趣地問南榕，他上次被張德銘控告坐牢，在牢中的人際關係是否還管用？進去了，是否還有煙抽？南榕沒有說話，他的神情嚴肅。其實，你坐牢以後，何止是抽煙的問題？他推動的聲援活動盛況空前。
但是，當南榕自己拿到了叛亂案傳票，聲援活動如何做呢？我內心很衝突。同個時間，我參加馬神父聲援委員會，卻沒有參加南榕的聲援會。而且，還是為了向南榕調借照片，才去「時代」。那是南榕自焚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南榕自焚當天，我整個上午、下午在打字行做聲援馬神父絕食祈禱二十四小時行動原則傳單。傳單上了影印機，我才有空和「勞支會」通電話，才知道出事了。我以為我不會哭，我想，南榕做了最徹底、最強烈的抗議，他是殉道者，我只有景仰、不應該哭。但是，抵達現場，看到多年友伴，燒成這個樣子，我還是忍不住痛哭！
我在阿樺自焚現場，以及到台大醫院停屍間看他遺體時，我都沒有哭。以後，很長的時間，我投入做阿樺的事，也一直哭不出來。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也覺得這狀況怪可怕的；不哭、哭不出來並不是好事。
以後，我才知道，那長長的時間，我沒有為阿樺哭，是有原因的。我在「五一九」以前就得到訊息，只是不知道是他、不知道是用這種方式。我隱約知道，阿樺自焚有深層涵意。當我越來越接近阿樺、越來越了解阿樺；我開始忍不住流淚。在尋找阿樺踪跡的過程，我痛哭了無數次。
我，並不是阿樺自焚事件最好的、唯一的撰文者和詮釋者。我編輯系列專書，我所編輯的系列專書也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詮釋。我只是盡我能力所及，希望對阿樺的生命有所交代。
「五一九」早晨，阿樺從你和慧瑛在新北投的家步出。他簽名，寫了「5·19晨」給你的遺言，是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他最後的筆跡。
「五一九」晚上在總統府前靜坐現場，我得知阿樺留有遺書，其中一份是給你。你在牢中，我覺得，我有責任把阿樺的事代替你扛起來。很多人，對阿樺自焚，痛心、心碎。很多人沒有辦法提筆寫他。我知道，你也是。
我熬過了這幾個月。就算是我為你，也為一些相知的人扛起這個痛苦吧
！為阿樺做一件事，把他很生活化、很動人、很感性的一面，用文字與照片呈現出來、讓朋友們更接近他、了解他。他的生活裏，有很大的部份，朋友們並不了解，更遑論社會人士。
我想，從四月七日南榕自焚後，我們活著的人要怎麼做，才能不辜負南榕，這是很嚴肅的事。這是很重的責任。「五一○」，我獨闖總統府禁制區，站在交通指揮台上展示南榕遺照，我決定做那行動時，已對人生做了割捨。我成功地做到闖總統府禁制區，被逮捕拘留在博愛派出所六個小時，我不說話、不喝水、不吃東西，後來他們把我釋放。這個行動，我以後才知道，它是我得到阿樺犧牲訊息的契機。因此，阿樺自焚後，我的感受與一般人相當地不同。
你和許曹德案子聲援活動期間，民進黨「二全會」中，朱高正把南榕打得頭破血流，我在會場門口靜站抗議二十一小時。那次，也是先把人生做了割捨。靜站期間，很痛苦，可是，心靈上達到宗教的境界，有著極難得的愉悅。
「五一○」我獨闖總統府禁制區，也有像上次靜站抗議時相似的境界。
我為了南榕，為阿樺，可以做到割捨人生的抉擇。但是，我至今仍反對自焚。只是，自已也曾有過選擇割捨，在心境上會覺得和南榕、和阿樺很接近。
阿樺三十二歲的生命，多苦難，卻在他死後，展現出他不為人知、豐富的世界。他走過的山水、田園，他接觸過、幫助過的弱勢勞動者都還在。他非常喜歡樸實的農村生活，喜歡台語民謠。這幾個月，為做阿樺專書，我尋尋覓覓，不斷地發現，很多處境、很多感受，與阿樺相似。譬如說，我去高雄縣阿蓮鄉與陳照長談，從談話中，我被陳照長敘述他和阿樺去屏東採釋迦所吸引。我特別要求陳照長抽空帶我去屏東走一趟。在還沒有去屏東之前，我從追思會專輯上看到阿樺寫給你的信，我非常驚訝，他談到陳照長、談去屏東採釋迦，我和他的感受是那麼接近！
我住在戴振耀家時，李宜樺（她是輔大學生，藉暑假到高雄縣農權會學習草根工作。）帶我玩URM課程的一項遊戲，就是依自己的角色，按重要性順序排列。在以「時間」做排列時，我排出的第一項是「宗教思考」。後來，李宜樺告訴我，這個遊戲是幫助認識自己。還好，我第一次，不是在URM，不然，不家可能以為我在取悅林宗正牧師或EDFILE牧師（加拿大籍老師）。
我想，我能夠從「五一九」以後，鍥而不捨地尋找阿樺的踪跡，找到他的骨灰放置處，去看他母親，能夠把第一輯專書做出來；「宗教思考」和宗教力量是重要的因素。
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地震驚──當我數度南下探訪，最後一站是去你家，我看到你家牆壁上掛著宗教字、畫以及你們家族、你個人的照片；我真是太震驚了！
高雄事件，你坐牢回來，戴振耀曾開車載我去你家。那天，你不在。我看到你高齡的父母親。那次，你家裏的宗教佈置並沒有給我特別的感受。這次卻很不一樣。這次，我為阿樺而來。在來到你家之前，我知道，阿樺「五一九」自焚，是要學耶穌的精神，表達對台灣的大愛。
現在，再看到你家牆壁上掛著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塑像，感受特別強烈。牆上還有一幅大型的耶穌牧羊的彩色圖畫。圖畫的上端印著：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翰福音第10章第11節
我當時震驚得想哭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不就是阿樺的寫照！
而我，在紀念阿樺的事上，很想要落實宗教情懷，我常常和朋友說「在宗教裏，羔羊迷途了，都要想辦法把他找回來；更不能把身邊的羊趕走。」；這一點，我卻沒有做到。
阿樺的事裏，宗教是一條主軸。從他自焚現場拾回來的福音書，裏面有你為高雄事件坐牢，監獄審查書籍的印章，有你的簽名。我的床頭上也有一本福音書，是高雄事件另一位受刑人在會面時交給我帶出來，裏面也有監獄審查的印章。
阿樺在「五一九」晨寫給你的遺言，是寫在你未寄出的一封信的底端。那封信，是你在高雄事件坐牢回來後，寫給一位牧師，信中表達對長老教會的失望。阿樺在你家自由進出，不知道他從那裏找出你二度入獄以前所寫，這封沒有寄出去的信？
我也曾一度對長老教會失望，痛心教會被虛偽的社會人士所運用，作為攀附權勢的階梯。阿樺的死，帶給我的痛苦，遠遠超過我過去所受的打擊。然後，我想，我是靠著對上帝的信仰、對生命的尊重，熬過來了。
隔著鐵窗，我無法和你盡言。雖然，從南台灣回來台北，台北讓我覺得很像沙漠，但是，終究，我們在台北還是有共同的、可信的朋友。隔著牢牆，這條路，還要走下去。我的文學工作將更為嚴肅。
我不知道要怎麼安慰你。鐵窗、牢牆的阻隔，我只能請你信任我，我已把阿樺的事扛起來了。我們，誰都沒有辦法不帶著哀傷懷念阿樺。那麼，只有請你，從信仰、從祈禱中得到力量。
心儀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P.S「五一九」晚上，我在阿樺自焚現場聽說，阿樺生前把遺書交給林永生，遺書寫給他的家人、你和邱義仁。給邱義仁的，是在「五一九」過了約一個禮拜，由江瑞添交給他。
阿樺給有全的信
哥：
平安，今日透早日頭打霧光時，跟庄腳仔朝長兄駛著農用車，來到菜市口虱目魚粥阿忠攤位，吃早餐，在吃A時陣，遇到順發仔、水源兄、清仔伯、榮仔，大家攏是農樣A打扮，真有禮貌，從這條街喊到那一條街A「HO早」聲，他們十分的關心我生活情形，看我有得住麼，或是到他們家吃飯、坐坐諸情形，要離開之前，大家為趙搶付錢在那裏幹來罵去，真是十分親切，過一陣子互相拜別，我呷朝長兄駛向釋迦園山頂，路途上朝長兄教我一些釋迦栽培和運銷問題，沿著美景以及車上音樂曲「要拼才會贏」，使我精神振奮，來到釋迦園時，才不到六點，沒想到隔壁園福源叔已經作一點多鐘，心內暗暗為這些農民嘆氣，又看到他黝黑彎曲軀體在園中轉來轉去打拼在採收，採收完的釋迦還要每粒每粒小心放置以及拿著小毛刷刷掉釋迦白點蟲，要後裝箱等工作，又想到前幾天福源叔捐付一仟元給我做生活費，心中自責萬分，他抽的是新樂園，我抽的煙是MABULE，這一天心中對他的一切實在感慨良多，我頃刻間祈禱上帝，請您賜我更加力量為這群被社會經濟剝削，社會階級剝削弱者做一點代誌，他們不憨、是善良，他們不是笨、是自求不傷害別人的滿足。
我們常「聽到」也常「講到」的公義、愛、尊嚴，但我們是否落實做到？台灣社會上弱者權益是否落實替他爭取了嗎？
我現拿鋤頭時，挑擔時，常思考這些問題，台灣社會上弱者在那裏，他們被變成弱者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人造成，是什麼事演變，現我不敢有什麼結論，我自訂一個方面，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那個地方扶啟他。
周順吉訪談記 曾心儀/訪談整理
周順吉（政治受難人，「青年自覺運動」案，被判無期徒刑，一九七五年蔣介石死經減刑，服刑十五年又三天出獄。）
談詹益樺──接機事件、黨外公政會時期、民進黨建黨、「五一九」最後見面
時間：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地點：台北市延平區安西街周宅
我第一次和詹益樺見面，是尤清還沒有選縣長以前。那時候有黨外活動，我坐牢回來，黨外人士在台大校友會館四樓辦活動迎接我們十幾個坐牢回來的政治犯，我和詹益樺一同搭乘電梯。他有個習慣，戴著帽子。我起初以為他是工人，但是他也和我一樣，到四樓。他這個人不愛講話，看到人就點點頭。
我們到了四樓，他不像一般人，一進去就簽名，他走到後面去。那時候，他是想看，不敢參與。後來，尤清選縣長，他是在業餘的時候當義工，幫忙發傳單。我和他碰面，都是在選舉的場合，或黨外活動場合邊邊上碰到他。在謝長廷服務處看過他。他都不是在競選總部裏面，我都是在門口看到他。
我在「公政會」台北市分會當秘書時，許信良闖關的接機事件，我們共去了五次，詹益樺去了三次。他出事的那一次，他是和我一起去。那天我們知道狀況，聽說路上有阻撓，我們就化整為零。阿樺跟著我，我們兩人特地到台北市火車站前面去搭到機場的公車。去的時候，他沒有帶身分證，我有。我的身份證上寫有以前的職業是記者，我沒有到內政部去註銷，太麻煩。
我們去機場，他帶了布條，背著小背包，還是戴著帽子。我叫他在車上裝睡覺。車子要靠近機場時，每部車（連公車）都被攔下來，警察上來查看乘客有沒有護照。如果是接機，就盤問「接那一班飛機？接誰？」問到我們時，他裝睡，我也裝睡，我把身份證給警察看，警察看上面寫「記者」就不問了，要看阿樺的證件。我就說「他是我的攝影記者，我們一起來的。」警察也就不問了，車子就直接到機場去。
我們到了裏面，看到幾個公職人員。公職人員進出方便。在這次接機之前的兩次行動，機場裏面跟外面消息不通。這次，我們為了要彌補這方面的問題，我和阿樺就約定，我們進去以後，一個小時打一次電話回台北「公政會」分會給會裏的白小姐。所以，我們都準備了五元的銅板用來打電話；機場裏面換零錢不方便。
我們在那裏轉了幾圈，只看到幾個人，狀況還不明顯。詹益樺跟我講：
「周秘書，我想到桃園許國泰接機總部。到了總部，我打電話給白小姐。」
我們約定，他到了就打電話，我固定一小時打電話回「公政會」分會。我們彼此就會知道狀況。這樣約定後，他就出去了。
那天接機，有派代表，我也是其中之一。黃昏的時候，有人進來說，外面有人被打。他們要求放人。起先聽說有五、六個人被打。後來的消是有二十幾個人被打。那時候，我沒有聽到詹益樺被打。等我們出來後，才聽說詹益樺不見了，我連忙說「趕快找人」。
我沒有看到詹益樺被逮捕、被打後放出來。軍警是怎樣把他們放出來，我們沒辦法看到。我看到他全身傷痕的狀況是：他回台北，出事第二天報紙刊出來，他到「公政會」分會辦公室。他臉上、身上、腳，到處是傷、瘀血。他還是戴著帽子。帽子形式不一樣，顏色換了；因為原來的帽子不見了。
我問他：
「你為什麼會被抓去打呢？」
我按照我們的約定，曾打電話給白小姐，白小姐說，許國泰總部那邊大隊人馬已經出發了。（這次不是余登發參加的那次。）我以為詹益樺跟著總部的人一起出發。詹益樺跟我說：「我搭車出去，車子可以到桃園、中壢，本來車子是直達、中間不停。但是車子開出來不久，我就看到前方有接機隊伍，我就中途下車。下車，想跑去追上接機隊伍。」
我想，他下車離隊伍大概有半個小時的路程。他走到靠機場的地方，沒想到，靠機場的地方有警察、也有便衣人員。他走過警察面前，警察沒對他怎麼樣，可是，突然間，便衣人員就把他逮捕，把他帶到一個軍營裏，一進去，什麼話都不說就是一頓毒打，打得他莫明奇妙，他只知道打他的人是軍人。一頓毒打後，問他：
「你來幹什麼？」
詹益樺說：
「我來看朋友。」
打他的軍人就怒斥他：
「你來接機，你是陰謀份子！」
又是一頓毒打，他被打昏了。他被抬到裏面一個營房，他稍微醒過來時，發現周圍躺了好幾個被打的，一個個都在痛苦呻吟，大家都是血淋淋的。在他之前，裏面至少躺了將近十個人，後來陸續又進來一些人。他被抬進去後，現場看管的人對他怒吼：
「不准動！臥倒！」
他被命令趴著，一動就被軍人的腳踩。他被打得遍體麟傷，還不准動。有的人被命令貼著牆壁，不准動，不准掉轉頭。有的人要尿尿，看管的人就反問：
「要尿尿？」
說著就打，打到尿流出來。沒有人去小便，根本沒有。詹益樺說，那真是人間地獄。他說，他以前聽人家講，這次是親眼目睹，親身體驗，他這一輩子不會忘記。他見證國民黨統治的面目、手段的卑鄙齷齪，他覺得不可思議。本來，他想，國民黨軍人壞是壞，還沒有惡劣到極點。他這次親身處境，看透了國民黨。他本來認為，國民黨壞，就是那老頭子（指蔣家）不好，等老一輩死掉，年輕人還可以談，還有希望。等他看到國民黨的本質，他徹底覺悟了！
我記得那次，顏錦福的工作人員范德雄也被打得很慘。那次「公政會」總會開記者會，總會和分會只隔著地下道，可是詹益樺受傷，不能騎摩托車，我就叫計程車送他過去。那時候，詹益樺還有工作，因為報紙報導，我們持驗傷單連署控告桃園軍管處負責安全的軍方首長，詹益樺服務的公司就有壓力。他受傷，要請假，公司以各種理由為難他。我打電話到「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給郭吉仁律師，他個人也去找過律師，請「勞支會」協助爭取勞工權益。詹益樺告訴我，他是在電梯修護公司當技術員。我的印象，那公司是國民黨黨營事業之一。公司用各種由由，把他撵走。這令他深切體會被迫害的感受。公司要把他撵走，可是他沒有犯過失。他唯一的過失是沒有請假，沒有來上班。他被抓、受傷，沒辦法去請假，他有打電話，公司卻認定他曠職。他的家人不會幫他寫請假函，因為他家人反對他碰政治，他受傷還瞞著家人。報紙登出來後，他家人才知道。
那天在記者會，我留我家電話給他，要他與我保持聯絡。我因為有事，記者會還沒結束，就先走。那天晚上大約十一點，他打電話給我，在電話中說：
「周秘書，你家裏方便不方便？」
我那時沒還沒搞清楚他的意思，就要他坦白講。他就說：
「方不方便在你家住一下？」
我說：
「沒問題，你過來。」
我要他坐計程車過來，我在我家街口延平路「第一劇場」門口接他。他那時是在記者會舉行後，朋友請他在中出北路吃東西。
他坐計程車來，我幫他付車錢，扶他下車。從當晚開始，他就住在我家，住了一個禮拜。
他來住的第一個晚上，我跟他聊天。我對他說：
「你不要客氣，住在這裏，就像你自己的家。我用溫水幫你抹身體。你受傷，不能洗澡。」
我看他走路不方便，我裝了盆溫水，拿了條毛巾，讓他自己擦身體。那時我剛結婚不久，還沒有小孩。我太太也認識阿樺，我的朋友來，我太太都很照顧。那天晚上，他跟我說：
「周秘書，不怕你見笑，我實在不能回家住。」
我問他：
「為什麼？」
他才講，他住在台北的家，那父親不是他的生父，他媽媽改嫁了，他的姐妹不是完全都是同父母。又加上發生這種事，他不想使家裏每個人過著心驚膽跳的日子。我對他說：
「沒有關係，你就住在我這裏。別的事先不要管，你先安定下來。我這裏有電話，你不方便出去，就打電話給朋友，請朋友來。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算情治單位知道你住在我家，我也不怕。」
他說：
「我沒有想到，周秘書你跟我講的這些話，是我這一輩子第一次聽到的話。這麼不怕事！很多人還是很怕。」
我跟他講，住在這裏絕對不會有事，有，我也不怕。我跟他講得很明白，我的經濟不是很好，但是，「我吃稀飯，你一定有稀飯吃。粗茶淡飯，一起吃。一樣的！」
我告訴他，我媽媽生五個男孩，前面、後面，早都夭折了，只剩下我一個男孩。我成長過程中，少我幾個月、幾歲，我都當做是我的兄弟姐妹。他年紀比我小，我就對他說，「我就把你當作我的弟弟。」我媽媽、我太太都希望他安定住下來，他感受到了愛，掉下了眼淚。他坦白說，他三十歲了，從來沒有感受到這樣溫暖的愛。他掉眼淚，使我對他的印象更深刻。他的遭遇，是我坐牢回來後看到，因為從事政治活動被迫害的第一個例子。
他的工作沒了，本來我還在幫他據理力爭，後來，他說「算了」。他是我們「公政會」分會的會員，他因為接機事件受傷，我本來想，有關訴訟和道義上，許國泰那邊應該要有所表示，可是，事實上都沒有。對這件事，我心裏一直不能諒解。今天我才第一次說出來。「公政會」經濟不是很充裕，我也想到，是不是「公政會」可以增加一個人員，讓他有個工作？到現在為止，詹益樺還不知道，我曾經跟「公政會」成員商議過，可是沒有通過。
他住在我家的那段時間，白天我要上班，沒辦法陪他，下班後就陪他聊天。如果下班回來沒有看到他，我就問我太太，他到那裏去了？他很客氣，我太太煮東西給他吃，他總是推卻。他一天頂多吃一餐，碰到吃飯的時間，就藉口說要去出散步。他有內傷、有外傷。我去藥房買紗布、藥水為他處理外傷。我媽媽買了「鐵牛運功散」，要他天天吃，治療內傷。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和他每天晚上聊天，一聊都是幾個小時。我儘量不涉及他私人的事。他會陸陸續續跟我談一點。他說，看到我這個家很溫暖，他既羨慕、又嫉妒。我跟他說：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你看我家三個人，事實上，也是有點磨擦。」
他跟我說，他以前對外省人非常反感。我他對說，我不會。我父母從海的那一邊來的，我母親他們在日據時代就來了。他說，他接觸他繼父以及與繼父來往的那些外省人，他們無形中流露出統治者的姿態，使他內心深處產生不滿。我和他討論，我說我的觀點是從人、從尊重生命的觀點來與人相處。他說，我講得很深入，過去沒聽別人談到。
他又問我，我的宗教信仰。我指我家擺的神案，我說我信仰正統佛教。正統佛教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佛的本性，你我平等。他說：
「周秘書，你講的佛教，跟我所知道的都不一樣。你講的，我過去都沒有聽過。」
我習慣泡茶、準備些餅干聊天。聊天時，抽煙。他也抽煙。那時候，他沒有吃檳榔，牙齒縫沒有黃黃、咖啡色。「五一九」那天，我看到他，他的牙縫有咬檳榔的痕跡。
他在我這裏住了一個禮拜，後來跟我說，他在黨外雜誌社找到工作。我對他說，不要因為住在我這裏，感到不安，隨便說找到工作要離開。他說，他確實找到工作，外傷已好多了，可以騎機車。依我的猜想，他在雜誌社大概是做打雜、送稿的工作；他文筆不行，不會採訪。可是，我後來才知道，他是送書。送書比較累。他身體還沒有復原。這是我沒想到的，我原來以為黨外雜誌社不必自己送書。
那時，我要確實知道，他有工作，就要他告訴我工作地的電話。他說，他沒記下來。我就要他在工作地打電話給我。他打電話到「公政會」分會，我不在，是白小姐接的。白小姐告訴我，詹益樺打電話來過。白小姐對黨外雜誌並不清楚，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在那一家雜誌社工作。他要去工作時，我對他說，我經濟狀況不好，給他一千元當零用金。分會秘書長黃富（註：政治受難人黃華的哥哥）想和他講話，他利用週六來了，黃富和他聊天，安慰他，也包了零用金給他。本來他很客氣，不肯收，我們就跟他說「如果你拒絕，就是不把我們當朋友、不把我們當作黨外的伙伴。」硬是這樣，把錢塞給他。依我的理解，他那時沒有錢。
他住我家那一個禮拜，我們談了很多。他說：
「以前，我們聽到你們這些政治犯，都以為是腦袋有問題，不是瘋子，就是思想有問題、匪諜。可是跟你們談話，和以前想像的不一樣。」
他因為參加黨外活動，他也問我「什麼叫台獨？」我跟他說，我坐牢不是因為台獨，是青年自覺運動。那時候，他不是基督徒，他沒有宗教觀念，他也不是真正的無神論。
我坐牢十五年回來，對黨外了解不多，也在觀察社會活動。我問他：
「你當電梯修護技術員，你為什麼要參加黨外？」
「我去聽人家演講，感到很舒服。」
他很好奇，那些人敢講，敢罵國民黨。人家辦活動，他不敢參加，又很想去。那時候，他通常是躲在旁邊看。自從接機事件以後，他公司給他的壓迫，他家庭給他的壓力，使他了解統治者的卑鄙、齷齪，使他了解多少像我們這些政治受難人，家庭犧牲掉了！他說，他一定要把他所知道的事，要有所表示。他要怎麼表示呢？他沒有講。他不大會形容。他說，只要有機會，他就要向人說出國民黨的黑暗。
後來，他到高雄縣楊雅雲服務處。我在活動裏看到他扛著錄影機。我問他：
「你怎麼會用錄影機？」
他說：
「我學電機，這個一學就會。」
我沒有機會再碰到他；一直到「五一九」。這三年來，碰過三次，一年一次。
「五一九」那天早上在廢河道，遊行隊伍在整隊。我們才有機會談話。他問我：
「周秘書，你現在在那裏？」
我拿名片給他。我是被過去「公政會」分會成員拉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工作。我問他：
「你在那裏？」
我問他，是不是還在高雄縣什麼服務處？他說：
「不是。是在農民團體。我現在忙著跑二十七、八個縣市。都是跑農民的問題。」
「農民的問題，越了解越多。才知道台灣的農民非常的可憐！他們被壓迫，卻不知道，以為是合理的。很多農村子弟出去唸書，都不回去作農，都忘記了根！很多人去從商，不敢過問政治。不曉得自己的權益應該怎麼爭取。被騙、被壓迫，都還認為是應該的。真是很可悲！很可憐！」
他說，他原來也不知道。他參加農民團體，得到啟蒙，跟農民接近，才知道。
他跟我談話的時候，已經穿著後來自焚的衣服，背部凸出一塊，胖胖的，我沒問他背著什麼。那時候，他沒有戴帽子，額頭上綁帶子。大家都綁帶子。
那時候，我看他，覺得他的臉色蒼白。講話的時候，咬著嘴、咬著嘴。這個現象，以前沒有。好像碰到重大的事情，很氣。別人是咬牙，他不是咬牙，是緊緊閉嘴。我沒有發覺他有什麼問題。以前，他談話偶爾會這樣，但不像這天這麼明顯。我以為，這三年來，自從接機事件以後，給他感觸太多了。
我和他談話談到這裏，遊行隊伍準備要出發了。各人走各人的。我所站的那一段，是扛南榕的大塑像，我們實在扛不動，就把它抬到車上。車頂也承擔不了，就從一個車換到另一個車。
後來，我再看到詹益樺，是在中山北路。在中山北路與長安西路、長安東路這一段，中間有休息，讓車子通過。我拿政治犯隊伍第一個牌子。從承德路走來，一直是我拿牌子，這時手也酸了，就換別人拿。我在旁邊抽支煙。我抽煙的時候， 看見他從後面走過來，我和他握手。這是最後的握手，沒有講話。
我以為，他從後來趕過來，要到前面看發生什麼事？為什麼隊伍不走了？他一直往前走。從此以後，我不知道他在那裏？我走到介壽路，前面人群「嘩啦，嘩啦」吵嚷，可是沒有看到什麼事。
突然間，「轟」的一聲，都是黑煙。我還以為是燒稻草人，諷刺國民黨。我不曉得是怎麼回事。那時候還沒有整隊，人群這裏一堆、那裏一堆。
當我聽到是怎麼回事，我一聽，「是阿樺」；我不會反應是黃華，因為我了解黃華的作法、他的觀念，他不會走這個路線。我一想到──
「慘了！會不會是他？他是『阿樺』！還有沒有別的阿樺？」
我不敢肯定是他。等到再聽到消息「是詹益樺」，我的腦袋一片空白。
那時候，前面在撲火。有人喊「大家坐下來」，就是在坐下來的時候，證實是他。那天下雨，地上都是水，大家就坐在水地上。
我所處的位置可以很清楚聽到引火燃燒「轟」的聲音。整個遊行隊伍，總召集人、總領隊、副總領隊走在最前面，接下來是「新國家運動」大旗隊，然後就是我們政治受難人隊。那時候，黃華也走在前面，我聽到「阿樺」時，不會認為是黃華，因為我知道黃華主張「愛與非暴力」，他要效法甘地。他不會走自焚的路，因為這條路，自焚一結束，後面還要運作，是要爭取最後──那個理念能夠實現，那是最重要的。假設，以各種方式去做，最後那個理念沒辦法實現，或是實現的不是本來想要實現的理念；那就不要做。所以，那天我肯定不會是黃華。那天別人聽到「阿樺」時，有人以為是黃華。
現在再回想，在廢河道最後看到他，覺得他臉色蒼白，他不停地握手，手上並沒有拿東西，就是不停地手掌一下張開，一下握緊。嘴巴不停地抿動，因為他的上嘴唇比較平，他嘴巴的動作就比較明顯。
在中山北路最後看到他，他顯得很匆忙，匆匆走過去。那時候下雨。遊行隊伍走到那裏停頓，我以為，他從後面過來，是要看前面有什麼事？我所知道，隊伍在那裏停頓，是交通的問題。後來看報紙才知道，本來人群以為在中山分局那裏會出狀況。中山分局就是拘提南榕的轄區。
現在回想，我最後看到阿樺，就在「公政會」分會舊會址的斜對面，相距差不多五十公尺。我在「公政會」分會和他認識，也在「公政會」分會舊址斜對面見他最後一面。
「公政會」參加民進黨建黨的這一部份，我回想是這樣：
本來「公政會」所有的會員，都是建黨黨員；當初大家都有這種共同的認識。可是，建黨籌劃人後來對這部份有變更。建黨的工作很隱密，「公政會」總會那裏參與籌劃，分會的人有過去開會。後來總會決定解散，要大家依自由意願參加建黨。「公政會台北分會」是分會裏最先宣佈成立，最初給大家的訊息是建黨後的台北市黨部。總會解散後，依各人意願填表參加建黨。詹益樺有領表，填寫了。當時，所填的表全部交到總會會址去，不是用寄的，是專程送去，一份也不能留下。我們只能留下姓名、地址。詹益樺他不在意，也不會去爭是不是建黨黨員的事。別人會在意、會爭。「公政會」時代，開會的時候，詹益樺通常都是坐在一旁，不發言。他到了會場，拿掉帽子，幫忙排桌椅。會議結束，他幫忙收拾、打掃。
現在再回想，詹益樺在接機事件後，離開我家。我曾問他，住那裏？他說：
「住到士林朋友的家。」
他沒有回家。後來我碰到「編聯會」會員鄭麗娟，她跟我談過詹益樺。（編按：詹益樺從機場軍營放回來，他曾到鄭麗娟、蔡海埔住處，鄭麗娟帶他去醫院療傷。）
「五一九」以後，我想到詹益樺，我覺得他對愛的表達，是毫無瑕疵的愛，他用生命向極權統治集團抗議，同時也在喚起所有沉睡的老百姓。他用莊嚴的生命，表達生命的博愛。我對他的肯定；他是空前絕後。
戴振耀談阿樺 曾心儀/整理
蔡有全因高雄事件坐牢回來後，我在蔡有全家認識阿樺。
蔡有全跟我說，阿樺想要更換環境，阿樺不去「時代」雜誌做發行工作，他想到南部學習草根組織的工作。
我跟蔡有全說：「很好啊！我這裏正缺人才。」
本來阿樺不是要在高雄工作，是要到台南縣。以前，台南縣由高李麗珍服務處、黃昭凱等人在做。但是，他們那裏的組織不健全，所以他們要阿樺到我這裏來先訓練。就在兩年前，蔡有全介紹阿樺到高雄縣楊雅雲服務處。那時候有生態環境保護會，阿樺就到這個會裏來工作。
起先，阿樺什麼都做：工人的事情、環保、農民的事情…反正有問題的，都做。當時，他一方面學習服務處的運作方式，還有到各鄉鎮去了解。他來高雄縣的第一件事，我把我所認識的人，全部介紹給他。告訴朋友們，阿樺要來做的事情。我帶他走過的地方包括：橋頭、岡山、阿蓮、路竹、林園、大寮、大樹、旗山、美濃、甲仙、六龜、內門。其他，還有海邊永安、彌陀。我們去過的地方，我都帶他去。先讓他了解這裏的環境、認識人，再讓他去做聯絡工作。因為，我慢慢還要南北奔跑，高雄的工作後來我就交代阿樺去串連。
我因高雄事件坐牢時，在牢裏就開始思考黨外組織的問題。坐牢回家後，我就去結合一些比較有理想的年輕人，大約找了十幾位。我們每週輪流到各家裏討論、交換意見。透過交流，希望有更多人來參與社會工作。我會有這種想法，是我看各地方人士都是單打獨鬥，各地方派系都是到選舉時才動員。這種作法已經不符合社會需要。高雄縣的山頭很大，可是余登發被逮捕，只有一些外地的人來聲援。雖然，選舉的時候，在高雄縣可以得到十幾萬、二十幾萬的票，可是遇到事情時，沒有人敢站出來。我發現問題的嚴重性，這種用利益和感情的連繫很脆弱。一個組織要做好，一定要有它的理想性存在。共同為理想奮鬥，碰到危險就不會被打散。
我坐牢回來，還沒有「新潮流」雜誌，所以，我做基層工作，是在成為「新潮流」成員以前就開始做。到了一九八五年，我們十幾個人，已經擴充到四十幾個。那時候都稱「黨外」，我們就組成一個「黨外聯誼會」。八六年，「編聯會」要下鄉組訓，那時由「新潮流」幫我邀請講師，每週上課。我在我的芭樂園裏佈置了一間農民教室。教室蓋好，講師的課程排好，開始上課。那時的政治氣氛還很惡劣，第一次請楊碧川來上課，四位警察荷槍實彈等在路口，把一些要來上課的人嚇走了。不害怕的人，就留下來上課。我對警察說，我們上課講的是人權，你們警察也應該來聽聽人權的課。我跟他們吵了一頓。經過一番交涉，警察才撤走。那次上課，大概有二十幾位。
經過一段時間上課，我們發現高雄的社會問題，比如：永安海邊生態被破壞，林園煉油廠使整個港口被污染。我們的團體也常常去支援台北的示威遊行，也去過屏東。我們的團體機動性很大。每次出去示威抗議回來，我們檢討行動的優點、缺點。了解鎮暴警察怎樣對待我們，我們要怎麼應付他們。
我們工作人員的素質慢慢提高，蔡有全介紹阿樺來的時候，更增加我們的力量。他工作很認真，做很多事務性的工作。宣傳車的構想，是阿樺提出來的。他覺得，我們需要一輛機動性的宣傳車，於是展開募款買車。辦活動時，我把構想告訴他，比如「農運之夜」的標誌，構想告訴他，他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他到我家住，我們把他當自己家裏的人，這裏好像就是他的家。他晚上什麼時候回來，早上什麼時候出去，我都不管他。我家老家那裏，他也去住過。因為我種果園收入不好，才租下這個地方開店，我太太賣手藝品。阿樺本來也想要幫我做生意，後來我發現，他對生意不在行。
阿樺幫過我做果園的事，但是，不很熟練。後來他去幫蘇水印，大概就比較熟練了。我種芭樂，阿樺幫我摘收。噴灑農藥時，他幫我拉繩索。摘收芭樂要會辨識果子是否成熟，起先阿樺他不能分辨，我告訴他，顏色太綠的還不能摘，慢慢他就能分辨。我帶他去拍賣市場交貨，讓他順便認識市場的情形。
他和我談農民的生活，覺得農民的收入不太好，但是除了這一點，農民生活單純，不像都市裏的鈎心鬥角。和我談話時，他會流露這種感想。
阿樺到高雄縣，起先是住在服務處。在服務處，阿樺喜歡批判人家，楊金海被他批判得很厲害。我租下這地方，阿樺就來住這裏。阿樺覺得家裏需要裝個冷氣機，他弄了個冷氣機回來，對我說是從工業區人家不要的廢品揀回來的。他說：
「阿耀，這個還可以用，叫人修理、修理。」
冷氣機裝在二樓朝向公路的玻璃窗上。冷氣可以流通三個房間，我們家人和阿樺個人住的都可以吹到冷氣。享受過阿樺揀回來的冷氣機的人，包括現在在工運、農運、學運裏很活躍的人士：蕭裕正、賴勁麟、陳啟昱、陳鴻榮…。阿樺自焚以後，我都還以為冷氣機是他揀回來的。前幾天聽朋友談起，才知道是阿樺買的，不是揀的。
那時候，他把冷氣機提回來，我還對他說：
「我們剛剛開始做生意，就這享受，怎麼行？」
他說：
「啊！不是啦！揀回來的！揀回來的！」
他常常從外面弄些東西回來，電扇、長形枕頭…。
我家很簡陋，他看看什麼東西沒有，他就會補充，弄個回來。我不會問他來源，他也不會告訴我，反正他就說：
「那不重要，那不重要。」
他也拿些剪紙藝品要讓我太太賣，結果都沒有賣出去，就掛在房間的門柄上。我家樓下到現在還停放著阿樺騎的摩托車，關於這車有一段回憶。我曾給他一萬五千元讓他去買摩托車，結果，他開車撞到人，把那錢賠掉了。賠掉以後，他不敢跟我講，他就把蔡有全家的摩托車拿來騎。他騎到那裏，放到那裏。有一次，他本來要把這輛摩托車還給蔡家，但是，車子壞了，開不動。我就說，請蔡有全哥哥用卡車來載。但是，蔡有全哥哥也一直沒來。
有一段時期，陳鴻榮要我經常跑雲林，不要只待在高雄縣。他的構想是，我應該到各縣市去帶動農運。阿樺就說：
「別的縣市有別的事，高雄縣你做好，再講。」
所以，這兩個意見也是很困擾我。阿樺不喜歡我到外縣市去演講，他說：
「別人叫你去，你就去。這裏要請他們來，他們卻不來。他們認為你太好講話了。」
他剛來高雄縣，對這裏還不熟時，有一年的時間，差不多我出去，他就跟我出去。我們兩個開小貨車，但是他開車技術很不好。後來，我對他說：
「你先去學，把技術練好，再開車。不然這樣，我會心驚膽跳。」
他沒有到駕駛訓練班去學，自己就開了。後來，宣傳車買回來，他也自己開。他不懂，但是，他喜歡摸東摸西，看起來還蠻有創意。但是專業知識不夠。
我被陳鴻榮調到農權總會去以後，跟阿樺比較沒有密切在一起。我雲林、高雄兩邊跑，高雄這邊就交給阿樺去做。和阿樺一起工作的，還有黃泉斌，不過，他們在工作上，意見常有不同的想法。我不在高雄時，阿樺把精神主要放在甲仙、六龜。
他在高雄這裏做農運，有時也往台北跑。我就對他說；
「你反對我到雲林去，可是你經常往台北跑。」
他去台北，就是去參加抗議活動。另外，隔些時候，他會去嘉義看他叔叔。他從來沒有和我談過他父親，我也不問他，我原來還以為他父親不在人世。他自焚後，他父親才出現。但是，只有打電話來，沒有和我碰面。阿樺和我談到他叔叔，說他叔叔對他很好。他小時候是叔叔和祖母撫養長大。他講的比較多的是，他和他母親有衝突，說他媽媽不了解他，想法和一般人一樣。我對他說，不能苛責她，我母親也是一樣，他們都認為這是天命、宿命論。
阿樺在五月十六日凌晨兩點打電話給我，那是最後一次通電話。他在自焚一個禮拜以前來找我，沒有碰到，他跑去看我爸爸，我爸爸對他不錯。他那次來高雄，又上台北，再下來。十六日他住在林再受家，睡到半夜，睡不著，他說台北有事情，這一去就沒有再下來。
「五一九」那天早上在士林廢河道，我領遊行喪服時，最後一次看到他。
阿樺很有正義感。有一次，在我家門口有一個年輕人發生車禍，警察來都不救，他很火大。他說：
「你們警察是幹什麼？這個人還沒有死，你們怎麼不送醫院？」
他一直罵警察，警察被他罵得啞口無言，就叫救護車。後來那年輕人來感謝他。大概是送了六百元給他，他不收。對方一定要他收，說，「這是風俗習慣，你救我，你不收，對你不好。」阿樺只好收下，把這六百元捐給我們去台北遊行的經費。
「五一九」那天，我們是第三隊，排在隊伍最後段。我們走到景福門才聽到他自焚。那時，他的身體已經運走了。那時，我們在現場坐下來，我很激動，我一直痛哭，吳秋穀把我帶到旁邊去。麥克風一直在找我，我懶得去理他們。有些人跑來問我阿樺的家屬在那裏？我不知道，因為阿樺沒有告訴我。拉吳鳳銅像的潘建二和我弟弟去台大醫院停屍間。謝長廷服務處一位游先生來告訴我，邱義仁要我去停屍間。我差不多是六、七點到停屍間，檢察官已經在那裏。阿樺的妹妹還沒有到。後來他妹妹來了，在這之前已經由警方安排舉行了記者會。
我到停屍間，檢察官正好把阿樺的衣服全部弄下來，我看他，燒得很厲害。檢察官把他身上裝汽油的橘色救生衣拿下來，指著救生衣背面有用細藍色原子筆畫十字架，寫了「上帝是愛」。救生衣是套頭式，邊緣有再密密縫過，防止汽油漏出來。自焚時，在右前方下角割開一個小裂口，讓汽油流出。我沒有仔細去看，灌汽油是從哪裏灌入。救生衣裏面還有小部份的油，汽油味很重。檢察官還說：
「味道這麼濃。」
那時候我沒有看到他的背包。他身上的衣服已經全部脫下來，光裸身體躺在床上。那時，劉峯松也在場。救生衣被檢察官拿走，說要拿去化驗。
檢察官從阿樺褲子後面口袋拿出皮夾。皮夾裏面有我的行車執照、邱義仁的照片、蔡有全的照片；一吋的。還有一張五百元的鈔票。
阿樺自焚後，有關阿樺的事我們農權會的成員都挑起來，壓力很大。我們要辦追思會，他爸爸打電話來說要把阿樺遺體運回家，如果我們要做什麼事都要讓他知道。他和我約好，但是沒有來，從那時候就失去聯絡。後來有一位自稱是阿樺親屬，來拿走阿樺的衣服。
我在「五一九」以後，到殯儀館冷陳室去看過阿樺。後來聽說他家人要把他火化，我心裏很難過，不希望阿樺的事這樣潦潦草草結束，我就在報上發表反對這樣做。這樣對阿樺很不公平。
我不知道阿樺是什麼時候火化的。七月二十一日，我到台北參加追思會，在會場外面聽妳（指筆者）說，你們幾個人十九日在嘉義找到阿樺骨灰，骨灰罎放在一個很低、很幽暗的地方，我心裏實在很受不了。那天晚上在艋舺教會，我上台，很想痛哭，可是人很多，不敢哭。想到他的骨灰放在黑暗的地方，很痛苦。我希望放在亮的地方，讓他能見到光明。
我到嘉義去看他的骨灰罎，看到的時候，很痛心，心想：
「怎麼弄成這個樣子？沒有照片……」
我很受不了，我把骨灰罎抱一下，用手摸一下，很想把它拿走，可是怕被他家人告偷竊。我抱他的骨灰時，也很想打他幾下，罵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很想把阿樺的骨灰罎放在紀念碑。已經買了一塊地，建碑有歷史上的意義，預計工程可能一年後可完成。
阿樺對農運很有興趣。我和他討論過組訓的重要性，他同意我的觀點。我想，他並不是因為組訓工作進展太慢，才跑去自焚。我們去示威抗議，那只是整個運動的一部份而已。我們最重要的事，是要讓我們的力量茁壯起來。這需要花很多心血。
阿樺肯定草根工作、組訓的重要性。但是，我想，他是個很重感情的人，蔡有全二度坐牢，他整個人都變了，變得很激動。他也想不出怎樣去救蔡有全，他很煩躁。他看到幹部一個個被國民黨抓走，被他們消滅掉，他心裏非常著急。阿樺對農運，很努力工作，但是他對新國家運動也很積極。他的個性，對理想，想要馬上達成，這種趨向非常強烈。但是，有些步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的，要通過很多累積，累積整個社會的力量。他會做出自焚，我想，他是看了韓國的學生運動，他認為，我們雖然已經做了很多，可是很多台灣人還是很冷漠；這點給他很大衝擊。為什麼台灣人還這樣沉迷不悟？他說，社會既得利益者這樣不關心社會，令他痛心。他想用他的生命來喚醒台灣人；這是我對他在「五一九」做出自焚，我的推斷。
阿樺不擅於表達。但從他平常談話中，他常常談到韓國學生的表現，他平常也很喜歡跟學生在一起，他是用自焚來喚醒冷漠的台灣人，激勵學生，想改變他們，希望他們對台灣的命運有認同感。
和受苦的勞動者在一起
農夫陳照長談詹益樺 作者/曾心儀
（前言）
「五一九」在總統府前自焚的詹益樺，以三十二歲的年紀，做出這樣悲壯的事，他達到最高境界，卻把痛苦留給活著的親友。
詹益樺，朋友們都稱他阿樺。他未婚，到他自焚後，朋友們談起他，仍無法確定他有沒有相知的女朋友。但是，他在民主運動上卻結交了許多朋友，老、中、青都有，其中又以受壓迫、受痛苦的勞動者最為密切。
居住在高雄縣阿蓮鄉的農夫陳照長先生，正值壯年，他的談話、舉手投足間很自然地流露著台灣農民淳樸、耿直、具有強韌生命力的特質。阿樺曾在寫給獄友蔡有全的信中，提到他和「朝長兄」（「朝」為「照」筆誤）到屏東去採收釋迦果。從阿樺的信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對農民濃厚的感情。筆者和陳照長先生數度長談，請他帶引我到阿樺與他一起工作過的果園。阿蓮鄉的果園還在，屏東的釋迦果園已於去年「八一七」水災中被沖毀。
阿樺之死，帶給我極大的痛苦。但這痛苦，卻引導我走入他與受壓迫勞動者的生活世界；那是既貧窮，卻又極豐富、豐美的世界。本篇有關陳照長談阿樺的片片斷斷，只是那豐富世界的一小部份。阿樺年輕的生命，雖然多波折，多痛苦，卻有一般人難得擁有的豐富。他的死，更是一個龐大得叫人不知如何面對的問題。與他相知的陳照長認為，他把生命奉獻給台灣，以後歷史一定會記載、會肯定。
陳照長談阿樺
去年，阿樺和我去屏東採收釋迦。我們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開車出發。差不多五點十分或二十分，車子開到高樹鄉吃早點。通常都是吃稀飯、饅頭或碗粿。兩個人總共吃不到五十元。然後買糯米飯團帶著，準備工作到十點休息時當點心吃。
屏東的釋迦園，我是向園主承包。那裏早上九、十點最難熬，沒有風。我都是九點半休息到十點，那段時間停下來，泡個茶。然後，十點半再開始工作，做到十二點吃午餐。
午餐是從家裏帶去。我太太炒一包榨菜、辣椒和肉絲。我從河裏舀水煮麵來吃。我不知道阿樺不吃辣椒。第一次他跟我去，我看他餓得要死；他不敢吃辣椒！以後，我就不放辣椒。他吃東西很簡單。我跟他出去，他都很節省。
他給有全的信上寫，和我開農用車。我的車是貨車，不是農用車。從阿蓮到屏東去採釋迦，中途要經過田寮、旗山、美濃、高樹、大津村。我們一邊開車，一邊聊天。開到半路，就是阿蓮和旗山這一段，就放音樂。因為這一段是山路，我要小心開車，不能講話。他給有全信上說，放音樂「要拼才會贏」；就是在這一段路上。
關於他在信上談到釋迦的裁培和運銷，他曾在農權會提出來討論運銷的問題。我說，這是不可能改變，依台灣目前的制度，沒有辦法。但是，他還是說要試試看。
摘釋迦，我教他：手指不要隨便亂碰釋迦的表皮。因為，釋迦表皮有一層自然的粉末，粉末掉得太多的話，第二天會變得很難看。我還教他拿剪刀剪釋迦梗的正確方式。他很聰明，經過我教，他會辨識哪一種已經熟了，可以摘。
釋迦摘下來，裝箱。他不會摘，不會裝箱，也不會把箱捆綁。他只能背著裝滿釋迦的竹簍。通常，我摘下釋迦，裝箱，捆好後，叫他秤斤，記下斤數，然後抬到貨車上層。那裏每天下午都下很大的雨，雷很兇。為了怕釋迦被雨淋到，箱子要抬到貨車裏面的上層排好。
他幫忙抬的時候，彎腰駝背，走起來搖搖擺擺，很費力的樣子。附近的果農看到他那樣子，對我說：
「你這位朋友不是做這一行的，你把他帶來，怎麼回事？」
我告訴他，阿樺說，他是都市人，要來體會農民的痛苦，我就讓他去做，去親自體會。
他打赤膊，滿身汗。一趟要挑一、兩百公尺，不是很近。九點半到十點這段時間，我泡茶，附近的農民會過來喝茶。阿樺就跟他們聊，講民主運動。反正都是他在講，別人要插話進去，也沒有辦法插，他們只有聽的份。
阿樺跟我去屏東摘釋迦，去了四趟。後來大水把釋迦園全沖掉了。釋迦差不多在農曆七月九日到十三日，收成最好。去年就是這個時候（指八月中旬），學生農村營來見習，正好碰上大水把釋迦園沖掉了。
釋迦成熟，採收差不多要兩個多月。我種釋迦很多年，去年是第一次去屏東包來做。承包，如果收成有二十幾萬元，你跟他包，花了十幾萬元，折算起來也划不來。反正，這是要碰運氣的事。包的時候，先付訂金一萬元。過幾天再付三、四萬元。我去年包是十三萬元，這筆錢，在採收的前一天一定要全部付完。採收以前，自己要負責種植、管理，自己做工，等全部採收賣掉後，才知道自己是賺還是賠？去年大雨，大水一沖，吊橋斷了，果園毀了，喝茶的小房子也毀了，茶具、工具全部都被水沖掉了。我包的那塊地是正方形，大雨沖過後，只剩下廁所，和三棵釋迦樹；其中一棵就在廁所旁邊。原來全部約有一千多棵。這場大水，把我的心都打碎了。阿樺後來打電話給我，我告訴他，釋迦園全部沒有了，不用陪我去採收了。以後，阿樺就到甲仙、六龜去開發農運。
大水過後，學生農村營結束，我們想請學生（共十位）吃飯送行。阿樺提議，我們辦餐會。阿樺、王勝弘和我，三個臭皮匠聊一聊就動手做。阿樺設計餐券，餐券設計得很好。餐會那天，在我家庭院開了十桌，坐得滿滿的。原來我們打算開七桌，沒有想到來的人會那麼踴躍！那次以後，高雄縣的人就說，阿蓮的民主運動不錯。兩年前的九月十九日，蔡有全來這裏，同樣的時間，朱高正在林園辦演講，聽眾有四、五百多人。我們在阿蓮這裏的演講，聽眾有八百多人，這是報紙登的。
阿樺在我這裏時，情治單位的人來，他也會跟他講一些理念。因為情治單位時常來，有一次阿樺對我說：
「你就跟他講，講敏感一點，我在二樓用錄影機錄下來。看他們以後還敢不敢來這裏！」
阿樺到甲仙去做農運，做得很起勁。差不多在去年十一月中旬，阿樺在甲仙幫他們辦活動，他做得很高興。他到我這裏來，一進門就高聲說「那裏的人很熱情！」他平常談話就說過，有價值的事，他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五二○」事件，他把立法院招牌拆下來砸。在我們的印象裏，他遲早會出事，只是沒想到他會自焚。聽說，他有跟人講「五一九」，他要死。我們沒想到他會死。但是，他就是死了。
阿樺很關心農民。像他那樣投入農運，夜以繼日，是很少見的。他常常說，農民很可憐。事實上，農民真的是最可憐。如果現在下大雨，刮颱風，農民馬上就要到田裏放水，不然稻秧統統要淹死。但是，公務員下雨天就可以坐在辦公室看電視。照台灣目前的制度，不可能改。政府每次講要撥下幾十億元，就算撥下來一億元，到農民身上，多少錢呢？我們是農會會員，感受最深刻。農民團體選出來的立法委員，有誰在為農民講話？選舉的時候，幾百元，一條領帶，票就投給他了。這點，農民也要反省。婦女也應該站出來。先生當農夫有農保，為什麼農婦就沒有？她也有在田裏工作啊！這是最不公平的。單做農是不能生活，還要再找工作，比如拿手工藝品回家做，編藤椅…等。我也賣過蜂蜜。
阿樺自焚後，這裏的人談起來，有的人說，他為台灣犧牲。也有人說：「可惜啊，他是個人才，他有理念。」有一位朋友聽說阿樺自焚，捐五千元給農權會，也向他的朋友募捐了五千元給農權會。
阿樺不喜歡去接近中產階級，他喜歡跟生活上比較痛苦的人在一起。我跟他說，你是黨工、是社會工作者，應該廣泛接觸各種人，去了解各種人。他說，不要，他只要和痛苦的人在一起。凡是有人被壓迫，有痛苦，他非常、非常喜歡去幫助他們。
台灣歷經各異族統治，幾百年來，沒有人在統治者前面自焚。這是阿樺最大的勇氣，最大的抗議。
憑良心講，阿樺來我這裏住，來幫我，他自焚了，我又能幫他做什麼？除了參加追思會，把追思會紀念書送給人家看，發揚他：我還能幫他做什麼？我沒有辦法幫他做。我只能對人講，發揚他的光大：我還能做什麼？
台灣傳統農民都是任勞任怨，認命，犧牲再犧牲，這也是一般農民在阿樺自焚後沒有什麼反應的原因之一。社會上認為他是一個小人物，默默無聞，沒有重視他的自焚。如果今天他是省議員或立法委員，每個人都要拉他，連他的一根頭髮都要拉。不過，我想，以後歷史一定會記載，一定會肯定，也許我們看得到，也許我們看不到。也許，下一代會看到阿樺所做的事。在現在的體制下，歷史書是不會記載的。社會上一些檯面人物也是有意忽略他，他們會到各個大小喪事去趕場，卻不參加阿樺的追思會。說實在的，反對陣營裏有多少人認真關心農民？表面上講是參加反對陣營，其實很多人是在追求利益。如果要等到下一代才來重視阿樺，恐怕時間是拖得太久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
寫於高雄縣橋頭鄉
（2014.3.18後記：受訪者陳照長先生已因病去世。）
蘇水印談阿樺 曾心儀/採訪整理
時間：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地點：高雄縣燕巢鄉蘇宅
阿樺來高雄以後，我和他認識。他剛來的時候，戴振耀在他的芭樂園辦活動，或是開會，我和阿樺在那裏碰面。
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我覺得他很熱情。一看到我，就笑嘻嘻的。早期和他相處的機會比較少。跟他相處比較多，是我們農權會經費不足的時候。通常是他來我家找我。我們晚上聊到兩、三點，無所不談。那時，他還沒有透露要犧牲的意念，不過，他送我一本他看過的書（編註：「歷史研究（上冊）湯恩比著，陳曉林譯。桂冠圖書公司出版。），書裏他有寫字。在原序的部份，他把作者的一段話劃記號，旁邊寫「同感」：
「我活得越久，我的憂傷與憤慨就越深。」（第四十頁）另外，在第三十八頁，他寫了兩行字：
「人的生存分成二條路去應付這世界。一條是現實上。另一條是心靈上。」
從他在書本上寫的字，可以看出他那時的心情。
他跟我談，談很多跟民主運動有關的事情。他厭惡地方山頭，很想要想出什麼辦法把地方山頭勢力拉下來。我們談到後來，還是覺得山頭的勢力很強，我們很弱，如果和他們衝突，受傷害的反而是我們。
我們在朋友家聊天，我罵國民黨，我講的話比較粗魯，阿樺就對我說，現在用罵的已經不行，要提出事實根據，還要提出理念跟人家講。我覺得很有道理，從那次以後，我說國民黨就不再用粗魯的字眼。
其實，我對阿樺他的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不過，他做人真是第一好。他來我這裏，很自在，我也不會對他客套。我有事情需要他幫忙，我會直接跟他講。比如，第二天要去摘芭樂，我就對他說：「你今天晚上在這裏睡覺好了，明天早上跟我去摘芭樂。」他如果有空，他就留在這裏。如果沒空，他就走。我開口請他幫忙，他很少拒絕。
我小舅子在部隊服務，被裝甲運兵車壓死了。阿樺就幫忙我，如何向部隊爭取應該有權益。這件事，後來都辦好了。
「五一九」以前，四月間他來這裏，晚上先打電話給我，然後第二天早上來。他跟我談話，神情很頹喪。他談話間透露告別的意思，我聽了，心一直沉下去。我不知道他要耍什麼花樣，或是要做什麼抗爭。他一直反對我「五一九」去台北遊行。他跟我說：
「『五一九』」你最好不要去。到時候，還要你幫忙。」
就好像在跟我交代後事。他跟我談的話，很多我聽不懂，因為我不是基督徒，什麼「再生」……，「生命」怎麼樣、怎麼樣……。我跟他講，我聽不懂，我跟他說：
「你上台北以後，你一定要來找我一趟。」
因為，我覺得事情很嚴重，我跟林再受，還有戴振耀的爸爸講，阿樺有這種念頭。我心裏一直在想「他倒底想幹什麼？」他跟我講，他想犧牲，不過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我一直在想，這個事情要讓別人知道，看看有沒有辦法阻止他做。
五月初他來這裏。吃晚飯的時候，他和我朋友談話，跟平常一樣，看不出一點痕跡他要做什麼。我朋友生活潦倒，阿樺還勸他生活上要怎麼樣、怎麼樣做。我太太在廚房煮飯，他跟我太太講話，好像是告別的樣子。他說「常常來這裏麻煩妳，來這裏讓妳照顧…」那天傍晚，他也跑去和我弟弟長談。就好像跟我們告別的樣子。
他很喜歡這裏的農民生活。早上跟我去採芭樂，然後運到市場去賣，賣了以後，我們吃早點，吃海產粥。他就說，在台北如果要吃這種海產粥很貴。他常常發覺，在南部吃的東西很便宜。他看到鄉下人很樸素，他就說：
「這裏的鄉下人，就比較像以前的台灣人。台北就不行了！」
他很排斥北京話。他說：「在台北，一天到晚跟豬在一起。還是在這裏比較好。」
他自焚前，有很高的宗教情懷。以前，他不是基督徒。跟有全在一起，慢慢受到有全的影響，成為基督徒。去年「九二八」民進黨黨慶，我和他代表高雄縣農權會到台北士林廢河道黨慶會場賣芭樂。晚上我們住在北投有全家。早上有全嫂煮稀飯給我們吃，我拿起碗筷就要吃，可是有全嫂還在祈禱。我很不好意思，阿樺就跟我說「沒關係啦！」
那次黨慶，我們帶四、五百斤芭樂去，全部賣完。在所有售賣攤中算是成績很好的。我和阿樺兩人，早上四點就開車載芭樂出發，一路上開車很快。
他自焚前，最後和我通電話是「五一九」前兩天的晚上。我想，我們很快就要在台北見面，長途電話不要多說，而且担心有人竊聽。我告訴他：我「五二○」要帶隊上去。這裏有些農民是第一次上街頭遊行，很多方面不熟悉，我當領隊有責任。我不能參加了「五一九」，再趕來下帶他們上去，時間上來不及。一般農民也沒辦法放下工作，連著兩天在台北參加抗議活動。
我跟阿樺講「五二○」我會去台北，他說「好啊，你『五二○』來。」「五一九」晚上九點，阿賓打電話告訴我「阿樺自焚了」。我聽了一直哭，我太太不知道我為什麼哭？
當天晚上，我看電視新聞，台視晚間新聞播出他妹妹講那些話。看了，真的很生氣。他妹妹說，要告民進黨，她哥哥是被民進黨害死的。
第二天去台北，我心情就不一樣了。遊行中，我聽朋友說，阿樺生前交代，要我幫也處理後事，把遺體葬在甲仙他很喜歡的一處美麗的地方。尤宏和我一起去南榕嫂家。那天晚上，我住在南榕嫂家裏。
阿樺的自焚，雖然說，這種方式我們很難以接受，不過，現在很多人肯定他，但是大家都很痛苦。
現在回想他過去的事，還是會很難過。他跟我去果園兩次。天亮就出門，差不多五點。工作到七點多，就趕快到果菜市場去賣。芭樂和別的水果不一樣，芭樂今天如果沒有賣光，隔天就不好了。阿樺跟我採芭樂，他的學習能力很強，我一教，他就會。芭樂本來是青的，我告訴他要採白裏透青的。我們兩人一起採，我採一簍，他也採一簍。他真的很厲害！我看請來的工人，採得不見得比他好。採芭樂，用手採就好，不必用剪刀。現在已經沒有機會了，我很想，如果他還在的話，要住搬來這裏住。做果園的工作，生活比較踏實。我知道，他很喜歡鄉下的生活。
我們兩人平常出去，我車上有電唱機，可以放錄音帶。他很喜歡聽一首歌，描寫鄉下生活，阿樺說，歌的意境很像蔡有全家。有全現在在牢裏，夫妻不能相聚，親人不能享受天倫之樂。阿樺說，這歌的意境，有全最喜歡。歌名叫「思念故鄉」，周添旺作詞，楊三郎作曲。
我騎水牛，你來飼鵝，山頂食草，溪邊赳
談情說愛好迌迌，為何失戀心嘈嘈
可愛的故鄉，可愛的山河，今日離開幾千里
啊，啊，何日再相會，
啊，啊，何日再相會。
我來播田，你來担秧，秧仔播落心頭酸
春來秋去日頭長，為何愛情來拋荒
可愛的故鄉，可愛的田園，今日離開幾千里
啊，啊，何日再相會，
啊，啊，何日再相會。
阿樺認為，鄉下人樸素，人與人之間比較熱情，不像台北人。鄉下人比較沒有心機，有台灣人的原味。現在的人，如果我刻意想要幫忙你，如果彼此還不很熟，對方會心驚，猜想「你幫忙我，是不是有什麼企圖？」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高雄縣還好，阿樺認為這裏比較適合他的個性。
我們拜神的人有這種觀念：人死了，他生前交代你的事，你沒有辦好，他會一輩子纏著你。其實，我沒有這種觀念。不過，從阿樺自焚後到現在，我常常想，阿樺交代的事，都還沒有頭緒。如果只是辦阿樺的後事，我可以做到。但是，還要蓋紀念碑，我就沒有辦法。這方面，阿樺追思活動委會員在負責進行。
我在五月二十一日去殯儀館看阿樺的遺體。那時，我好想跪在他旁邊。本來是活活跳跳的，現在變成這個樣子。自己的兄弟，本來活活跳跳的，現在躺在這裏，我沒有辦法接受他的死亡。
看他的遺體，只看了那一次。什麼時候火化，我都不知道。七月二十一日，我去台北參加阿樺追思會，聽妳（指筆者）說，你們十九日找到阿樺的骨灰，二十二日我就和兩位朋友去嘉義看阿樺的骨灰罎。
看到阿樺的骨灰罎時，我很激動。心想，怎麼會放在這裏？一個基督徒，怎麼放在佛堂裏面？很想把他調包。
我在想，人有生，就有死。現在很多人很尊敬他。只不過，我們站在兄弟的立場，沒有辦法接受他這樣死的衝擊。站在理想、站在台灣的立場，他的死，是有意義的。外來的統治者對台灣會有不同的評估，台灣人不像他們以前講的，台灣人奴才性、沒有膽量……。
一個女大學生對阿樺的追懷
與李宜樺談阿樺 曾心儀/採訪整理
一九八八年，在「五二○」事件現場參加學生和平靜坐，遭警方逮捕受傷後釋放的李宜樺，和詹益樺有數面之緣。很巧的，兩人的名字最後一字都是「樺」，都被朋友稱「阿樺」。
李宜樺去年南下參加學生農村生活營。今年，他利用暑假三個月的時間，專程從台北到高雄縣農權會學習草根工作。詹益樺自焚，對這位初涉反對陣營的大學生有什麼衝突和感想呢？我和她經過幾次交談後，對她作了一次正式訪問。
時間：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日
地點：高雄縣農權會
曾：妳在那裏看到他？
李：以前在「台權會」看過（編註：李宜樺曾在「台權會」工作。），他不是很起眼，他常常跟在周慧瑛旁邊，兩個人都不愛講話。那時，忙著許蔡案，兩個人的神情都很憂鬱。偶爾，他對我笑一笑。
六月的時候，他去中央黨部把戴振耀的宣傳車開回來（宣傳車在「五二○」事件被打壞，就一直停在那裏。）他們保護阿樺，怕國民黨抓他。我那時不曉得阿樺拆立法院招牌。
再下來，就是我去年暑假來這裏碰到他。他和屏東一位青年在一起，偶爾陪我聊天。
曾：妳到高雄來，在阿樺自焚以前，這裏的人談到阿樺對他的印象？
李：去年我到大樹鄉鄭幸四家，鄭先生的兒子鄭朝允唸淡江大學，年紀比我小，我常常會想到照顧他。他跟我提到詹益樺，覺得他很有奉獻的精神。他以為阿樺是台北人，他從台北到高雄來，就把這裏當做自己的家，做事。他說，他沒有看過一個人像阿樺那樣肯奉獻。
比較深刻的印象是，聽一位原住民青年卡瓦斯談到阿樺。
曾：他怎麼談到阿樺？
李：十三日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行鄭南榕、詹益樺追思會。卡瓦斯以為是在台南，他趕錯地方，後來就沒有辦法來參加高雄這一場，他心情就一直很不好。前幾天，他喝酒，愈喝心情愈不好。後來，他跟我說，他想念一位朋友。我追問，他才告訴我，是詹益樺。
他說，他想到拉吳鳳銅像，把吳鳳銅像拉下來，他被警察打傷，被送到醫院。警察要到醫院抓人，阿樺保護他。那些警察用了很多難聽的字眼激他，阿樺沒有因為這樣就和他們衝突，他一心要保護卡瓦斯。卡瓦斯說，他自己本身算是脾氣不錯的人，可是聽到警察講那樣的字眼，他都會跳起來。可是，阿樺都忍下來了。
卡瓦斯提到「五一九」他去遊行，他聽到說，前面有人自焚，說是「阿樺、阿樺」；他那時有私心，因為他認識兩個阿樺，一個是黃華，一個是詹益樺。他說，他寧可是黃華，絕對不要是詹益樺。後來，一位原住民青年陳金水來告訴他「詹益樺自焚了」，那時候他好難過。那時候他是站在原住民隊伍。
曾：妳自己在「五一九」的情況呢？
李：「五一九」那天我比較晚去。我趕搭計程車去。在車上，我聽司機說有人自焚。我問他，是國民黨那邊的人，還是示威的遊行隊伍？他說，他不知道。
我到的時候，剛好走到景福門，看到靈車開走，現場很亂，我很訝異，怎麼會這樣呢？我一直在找學生隊伍，我找到兩、三個學生，問他們「是不是有人自焚？」他們說「是」。我說「是誰？」他們說「是高雄農權會的詹益樺。」我聽了很難過。因為，起碼我跟他還算認識。我當場哭，哭了許久，我抬頭，旁邊有一堆人包圍著看我哭。我找到學生隊伍，碰到林滴娟她去年也一起參加農村生活營。我跟她說，阿樺死了，我剛才一直哭。她跟我說：「我覺得他死得太不值得。為什麼要這樣死？這種事可以商量。那樣死沒有價值。」她的回答，我很失望。那時總希望有人心情跟我一樣，抱在一起哭，會好一點。
我那時感覺，他已經這樣死了，為什麼還這樣評估呢？
曾：可能她已經哭過了吧？
李：有可能。因為我去得比較晚。
曾：妳現在的感覺怎麼樣？
李：不管值不值得，他做了別人不敢做的事，我覺得他是殉道。
曾：阿樺自焚後，妳去過他過去做農運的地方，妳的感受如何？
李：他在甲仙那些地方做草根工作，那是他生活的另外一面，跟平常聽到的很不一樣。那邊好像是真正屬於他的地方。
曾：妳覺得那些農民對阿樺的感情如何？
李：我接觸的幾位，我沒有和他們深談過。不過，像甲仙的劉紀力，他很心庝他這樣走。他很為阿樺叫不平，因為他沒有什麼名氣，就這樣死掉，被漠視。
曾：阿樺介入政治圈四年，不算很久，還沒有結婚。妳參與反對運動也不久，比阿樺還晚。講起來，你們都很年輕、資淺；妳會不會感到他和你們差距很大？他跳躍得很快？
李：在他生前，沒有這種感覺。我們現在看他以前的言行、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我覺得好像跟我們走的軌道有點不一樣。他是軌外的人，他有自己的路要走。
曾：依妳的觀察，草根工作，基層工作面臨到什麼問題？
李：我覺得基層的自主性不夠，缺乏自省的能力。像剛才談到的軌道，很多人被推著走，很多黨工遇到事情還是比較依賴上面的引導。
曾：妳覺得有沒有可能，阿樺的自焚可以帶動更多人來做草根工作？來關心農民？來繼續做他沒做完的事。
李：到目前，我沒有看到這種跡象。
曾：妳不算嗎？
李：戴振耀在電話中問我，今年農村生活營我要不要下來幫忙？我那時沒有回答他。我一直想著阿樺的事情，看報紙、聽別人講。後來我就打電話跟戴振耀說，我暑假下去三個月。本來他要我幫忙農村生活，頂多十天。比較湊巧的是，我們兩人都叫「阿樺」。農權會的阿賓跟我說，阿樺那時來，也許，他要來這邊三個月。結果，他繼續待下來。我非走不可的。不過，這裏很迷人，會讓人不想走。
曾：妳到這裏，會覺得這裏比台北、或其他城市可愛嗎？
李：我會覺得。
曾：哪方面？
李：這裏的人比較樸拙。這裏較有草根性。很多都要自己去開發。台北很多事是揀現成的。
曾：阿樺自焚後，民進黨在中山樓開會的那個樣子；妳有沒有把它聯想一起？
李：在中山樓，我和朋友說，我沒辦法把中山樓的氣氛跟我們在做「五一九」，做任任抗爭聯想在一起；這已經是兩個群體的人。以前我們做抗爭常見面的人，很多沒有在中山樓出現。那天出現的，大多是不常走街頭的，不做草根工作的人，我們不熟的人。反對運動到這時候，已經有很大的落差，已經分成兩個很明顯的群體。我也不奢求他們會有阿樺的精神。
曾：妳想，阿樺的精神可能會在別的方面延續、繼續保存、發揚嗎？現在有兩個群體的落差，阿樺那個系統的精神並不會中斷吧！
李：這個我不太了解。不過，我覺得可能比較慢。黨工的自主性比較低，如果沒有人站出來談阿樺，可能根本就停頓了，不會再有人重視這個問題。
曾：妳怎麼想到去中山樓？
李：因為我不知道議程。我只是想去看他們怎麼處理周伯倫牽涉榮星花園案的問題。結果，好失望！
許諾，沈入心底最深的深處──寫給阿樺和他的患難兄弟 曾心儀
「五一九」那天，阿樺－詹益樺在舉世的焦點，引火燃燒自己。我直到晚間，送南榕台車儀式在台灣大學前結束，再回到總統府前靜坐現場，才知道下午於此地，他的死況。
當我到阿樺自焚現場憑弔，看到一堆高聳、綜錯的蛇龍鐵絲網，我整個人被震攝住了！下午，遊行隊裏，我所處的那一段（我和陳婉真站在靈車後面鄭氏家屬隊中），消息可以說被封鎖。當我們首度接到指令「坐下來」並不知道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看到前面有黑煙往空中上升時，還以是鎮暴部隊放催淚瓦斯。我們連忙拿出手帕掩鼻口。煙飄過來，沒有催淚瓦斯的氣味。聞起來有股焦味，我感到困惑。之後，聽到人群中傳來耳語「有人自焚」，不久又傳來「是詹益樺自焚」。這個突發事件，我除了在心中祈禱，只有等候指揮中心指令，別無選擇。今天的遊行要遵守「肅靜」原則，我大膽地向一位採訪記者用手勢比劃，得知阿樺死了，心裏卻不敢相信。
下午，聽到阿樺自焚的消息，我並不感到意外。他給我的印象，他是會做出這種事的人。令我感而悲傷及差愧的是，我誤會了。我以為遊行隊伍的前方已經走進總統府禁制區，我猜想，是阿樺個人為了表達強烈的意念而衝到總統府更近的地方自焚。我當時根本不知道前方有鎮暴部隊，有蛇龍鐵絲網。當指揮中心下達指令，靈車移動，靈車左轉時，我頓覺有異。靈車左轉處離前面的群眾還有很長的距離，離我們五月十七日移靈隊伍到總統府前禁制區也非常遙遠。天色漸暗，我們沿羅斯福路往前走。又死了一位兄弟，落下的每一個腳步都萬分沈重。
遠離總統府，後面宣傳車打破今天原來不廣播、不演講（只放音樂）的規範，開始用很大音量向市民廣播：下午詹益樺為台獨信念在總統府前自焚而死，現在總統府前有廣大的群眾正在靜坐抗議。我這才開始接受阿樺自焚死了的事實，也才知道總統府前有群眾靜坐抗議。
遊行隊伍走到台灣大學門口，送靈車儀式到此結束，鄭氏家屬陪靈車去火化場，我們又搭車趕回總統府前。當我們把陳婉真安排好住的問題後，我走到阿樺自焚處。蛇龍鐵絲網上懸掛著「詹益樺自焚現場」字樣，舖了「新國家運動」旗和「高雄縣農權總會」會旗。我這時才知道，下午遊行隊伍前端在此受蛇龍鐵絲網阻擋，警覺到阿樺自焚並不單純，心中感到一陣陣抽痛。
在長期忍受南榕自焚事件的煎熬，突然又被阿樺自焚重重打擊，我整個人彷彿已經被壓得扁扁的，竟哭不出來！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鐵絲網旁，直直地看著這個可怕的畫面。無法想像，阿樺是以怎樣的意志力完成這件事！
我是在許曹德、蔡有全台獨案聲援活動時認識阿樺。當時「台灣民主運動北區政治受難基金會」成立了，它是蔡有全二度入獄前推動促成，是台灣第一個以組織的力量做反對運動工作者的後盾。「莫讓黨工成為反對運動的祭品」是創會後首先提出的主張。會務工作包括提昇反對運動基層工作者的地位、幹部訓練、照顧獄中同志的家庭。我擔任第一屆管理委員，一邊做著許、蔡聲援工作，同時推動「北基會」會務。阿樺幫忙我摺疊，寄發「北基會」的傳單。在抗爭運動中，我相當關心基層工作者，從台灣北到台灣南，結交了不少這些朋友。常常聽他們罵檯面人物。基層工作者辛苦搭好了演講台，檯面人物臨時登台高談闊論，講完了就走。基層工作者還要等最後一個演講完後，整理現場，收拾垃圾。如果有遊行活動，有關的各種苦力，也都是基層工作者做，做了各種苦工，還要遊行走全程。他們走在最危險的第一線，被鎮暴部隊、便衣情治人員毆打得很慘，被打、被抓去坐牢，卻仍堅持理念！經常是一項活動，從籌備做到尾，夜以繼日，疲憊不堪。尤其，大多數基層工作者經濟狀況都不好，不僅無法照顧家庭生活，有時連房租、吃飯都成問題。但是他們寧可苦苦地熬，也不願賣身給政客換取豐衣足食。一些檯面人物很明顯地利用各種活動沽名釣譽，用名聲累積財富，繼而利用更高的名望，更多的財富鞏固既有的權勢。最令基層工作者怒不可遏的是，有人甚至拿基層工作者的犧牲，用他們的寶血來掩飾其偽君子的爛瘡！
「北基會」的成立頗有意義。我當時對來自南部鄉間的阿樺十分關心。初見他，他溫和、含蓄、勤快、默默地工作。我建議他，可以把「北基會」的模式帶到南部去推動。他搖頭說，南部很不好做，地方山頭勢力積弊已深。
許蔡聲援活動期間，民進黨「二全會」中，鄭南榕在會場裏散發支持民眾贈送給黨代表的書《台灣獨立的展望》。反台獨、杯葛許蔡聲援活動的朱高正藉議會技巧抵制南榕，南榕摑朱高正耳光，朱高正及其手下群起毆打南榕，把南榕打得頭破血流。南榕血流滿面，站在桌上用台語對朱高正說「台灣人不怕死！」我聲援南榕，靜站抗議。阿樺和其他聲援會的朋友在一旁關心我。他們端白開水來給我喝，我不肯喝。阿樺拿濕毛巾，要我擦臉，濕毛巾就擺在我身旁的椅子。許曹德妻徐秀蘭和蔡有全妻周慧瑛來和我擁抱時，我們痛苦，阿樺拿來的毛巾派上用場。
許蔡聲援活動，基層工作者做得很辛苦。幾乎每一場示威遊行都有滋事者闖入隊伍中製造事端，場場都有毆打。我們把滋事者送到警察局，案子都沒有下文。第一波聲勢浩大。第二波要進入全島各鄉間偏遠地方。有些檯面人物就表明不參加。但是，第二波每一場都還是走得很有意義。到第二波的尾聲，檯面人物之間暗濤洶湧。不知情的基層工作者，焦急著聲援會沒有動靜，情緒頗為浮躁。我看著那些檯面人物表面搞一套，實在很氣憤。多少基層工作在運動中受到各種打擊，站在危險的第一線，被情治人員打得血肉綻開，我自己也被魁梧大漢的拳頭猛打臉容，這些痛苦和羞辱我們可以忍受，卻不甘願受徒有虛名的檯面人物對著社會做偽君子。許蔡聲援活動在第二波尾聲時「卡」住了。阿樺對有全的感情很深。我最初認識他時，他的溫和沒有了，變得急躁。他自己動腦筋、奔走，為許蔡案做了許多聲援的事，他竭盡心力為有全妻周慧瑛分憂。對比較了解當時聲援會決策結構者來說，像阿樺那樣投入、盡心盡力地做事，功能有限。我和阿樺原來友善的關係，變得不和。我們曾經爆發大吵，後來我打電話找出邱義仁來幫忙處理，邱義仁在電話中溫和的聲音，他還沒出面，問題就解決了。
許蔡聲援活動後來草草結束。原來在聲援活動中常見面的朋友各自散了。我為了還債，同時也是對採訪孫立人案有興趣，到李敖出版社做「孫立人案研究」專書工作。相對的，就減少了參加政治抗爭活動。不過，我還是應邀到高雄縣阿樺與好友戴振耀做草根運動的服務處去演講。他們告訴我，那是有關農民問題的系列講座。
那天，我一個人搭車到阿樺與戴振耀一起工作的服務處。阿樺站在服務處門口忙著張羅他們為環保運動所準備的文宣品。我們恢復最初認識時和善的友誼。似乎，離開錯綜複雜的政圈越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越單純、可愛。戴振耀告訴我，他們每天都很忙，睡眠不足，可是忙得很起勁，工作很有意義。戴振耀開車載我到一位朋友家去吃飯，阿樺就坐在車後，神情怡然自得。
講座是在一位農友前輩家中的庭院裏舉行。熱心的工作人員搬出一張張椅子。講座的時間排在農友們都做完農事，約晚上八點多開始。會中，有位先生問我，他們身為農民，可以做些什麼事？我表達我個人的意見，我說，農民一再被犧牲、被壓迫，我實在不忍心再看到農民受到傷害，我說：
「還是讓我們這些吃米的『假農民』站在第一線打拼吧！農友前輩們可以把切身遭遇集成資料，提供給反對運動工作者參考。」
其實，我那天心裏一直感到羞愧。我對農民問題所做的工作幾乎等於零，哪有資格來這裏講話？那晚，阿樺一直默默坐在庭院群眾席中間。他與戴振耀在鄉間所做的，令我尊敬。
那天的經歷，感受深刻。農友前輩們多麼淳樸，壓在他們身上巨大、腐敗的制度何時才能改善？我雖然已投入反對運動，跟著運動，或因為採訪政治冤案，台灣南北到處跑，走過許多一般人未曾去過的地方；但我對那廣大的鄉村仍然是生疏的，我離他們好遠！當時，我腦中就構想著，草根工作者以後要設法彼此溝通、切磋，深入鄉間和民眾結合，要踏實而有效率地推展工作。
那是去年年底的事。從那以後，我沒有再看過阿樺。直到南榕自焚後，我在時代雜誌社樓下靈堂守靈，有一天匆匆瞥見阿樺走過靈堂往三樓雜誌社走。我們相見，他望著我，溫和地微笑打招呼。這是「五一九」他自焚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在他自焚現場靜坐。聽一些朋友談他生前最後的狀況。他很在意「五一九」這天，遊行隊伍能不能進入總統府禁制區。他曾問朋友，如果有拒馬、鐵絲網怎麼辦？朋友告訴他，會用剪刀剪斷，用繩索拉開。他還反問：
「你們有決心這樣做嗎？」
朋友告訴他，有這個決心。
聽說，他自焚時，第一個打火機沒有點燃，第二個打火機才點燃。他趴在鐵絲網上，打火機還握在手裏。聽說，他自焚前呼喊：「主啊！赦免我！」
他是基督徒。他呼喊「主啊，赦免我！」，含意著信徒結束自己生命，必得求主寬恕。也含意著，臨終前，用最簡短的字句，把生命完全託付給主。他殉道前這句呼喊，使我悸動。我雖未受洗，長年來有祈禱的習慣。阿樺生前最後的呼喊，成為我們生死之間唯有的溝通。有信仰的人，基本上認為，沒有人有權利結束生命。我坐在他自焚現場，在心中祈禱，祈求天主寬恕我，在他生前曾與他吵架，在他自焚前，我毫無救援他的行動。我也祈求阿樺原諒我。我望著蛇龍鐵絲網，我許諾，我要盡我的力量，彰顯他的精神。
朋友邀我同去台大醫院停屍間看阿樺。在幽暗的停屍間，朋友們圍繞著布單罩住阿樺遺體的床，低頭默哀。我請一位朋友把布單打開，我很想再看阿樺最後一間。布單拉開，我們看到阿樺。身體熟悉，卻已沒有了容顏。沒有眉毛、沒有鬍鬚、下巴也不明顯。他的後腦溢出一灘鮮血。身上已經換上乾淨的淺色外套和暗色長褲。手掌蒼白、有傷痕。腳掌嚴重火灼、焦黑、露出白骨。用預藏的汽油自焚，留下這樣的軀體；這中間深刻的含意，我必要挖掘出來。我再次許諾，我必要彰顯他的精神。我感覺到，這是一個艱鉅的使命，也許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但我一定要做到。
這是一個多辛苦的探索。阿樺的生死牽動著廣大的生靈。我站在阿樺尚活著、繼續戰鬥的兄弟陣營裏。我們一起承擔統治者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壓迫。我傾聽兄弟的心聲時，從「五一九」阿樺自焚後，已乾涸的淚水，溫熱地流過面頰；是那麼自然、親切、發自心底的話語幫助我進行探索。面對著強勢的國民黨，堅守「愛與非暴力」，不讓外省第二代──台灣人鄭南榕以自焚表達台獨信念專美於前；阿樺用自焚傳達：「有氣魄、有尊嚴、可愛的台灣人。」熊熊烈火燃燒阿樺，那令人心驚動魄的景象，竟是在傳達如此清澈的、把最悲慘還原為最簡單、最真實的心聲！
如果我不能把阿樺的事處理好，如果我不能把阿樺的兄弟從火線上搶回來；我經過探索更堅持尊重生命的信念豈不空洞？
既然有緣能成為患難兄弟陣營的一員，能夠得到撇開性別、省籍差異的寵愛；讓我們朝向創建公平、美好的境界攜手同行！我們從死亡線上走回來，在我們心底最深的深處，有阿樺。
貼心又遙遠的聲音──不具名者談阿樺
人格、尊嚴，用生命來表達。
不是用說的，是要做。
用死抗爭什麼？
要追的，追不到，用死去追。
明知道死了，社會還是一樣，國民黨還是不會倒，也決定要死。
台灣人有尊嚴，不要做三等國民。
過去死了很多人，為什麼要提阿樺？阿樺有他崇高的意義。
黨工比檯面人物崇高太多了。
反對運動，言行要一致。
給檯面人物警惕：不要老耍術，使在運動外面看的人不敢進來。
南榕的死，讓我有衝動，也要一樣。被阿樺做了。
也許我們這一代、下一代都做不成功，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很無奈；但是，活的時候，要做得有尊嚴。
就是燒死了兩個，這是事實。
自焚的人死了，留下問題給活的人。
不必講太多，只要「心中有台灣」。
碎心的回憶
林再受（政治受難人，住高雄縣橋頭鄉）
阿樺來我這裏，就住在二樓我女兒（已經出嫁）的房間。他來，有時候騎摩托車，有時候開車。
冬天，他來，我勸住住在鳳山，鳳山還有房子。免得他到這裏來逆風，很冷。
南榕自焚後，我看他心情很壞。他從台北打電話來，常常嘆氣，我不斷地勸他。
他跟我談過，小時候沒有父母的愛，父母離異。「五二○」事件後，他躲起來。
「五一九」前兩、三天來我這裏住。十七日凌晨兩點多，他從樓上房間走下來。那時，我還沒有睡，還在樓下和朋友聊天。他下樓來，和我打招呼。我問他：
「這麼晚了，還要去那裏？」
他說，睡不著。這一走，就沒有再回來。
「五一九」當天早上，在廢河道靈堂看到他。他緊緊握我的手，久久不放。我對他說：
「你今天不要有動作，明天再衝。」
他敷衍我說「好」。
他對人客氣，有禮貌。許多人認為，阿樺死得很「傻」。「五一九」他自焚後的場面，令我很傷心。
郭清淵老師（政治受傷人。住鳳山）
楊雅雲服務處這裏，同時是「高雄縣農權會」、「台灣環保聯盟」、「台灣民主運動高屏地區政治受難基金會」的會址。
四月七日，服務處這裏只有郭老師一個人在。郭老師接到一個男子打電話來找楊金海。電話中說，台北出事了。沒有講清楚。
郭老師打電話到楊金海家，楊太太說；楊金海已經知道，是要抓南榕，他已去台北。
阿樺來到服務處，郭老師告訴阿樺：
「台北好像出事了。」
阿樺打電話到台北，接電話的女孩哭著告訴他，南榕死了。郭老師才知道怎麼回事。
阿樺說：
「糟了！我失算了！時代雜誌社對面的學校放春假，學生不在，鎮暴部隊一定藏在裏面。我要去台北！」
這是「五一九」以前，郭老師最後見到他。
「五一九」早上在台北士林廢河道靈堂，阿樺對郭老師說：
「郭老師，謝謝你照顧。」
郭老師說，平常阿樺喜歡他的個性，他個性真爽，不怕得罪人。
「五一九」早上九、十點，郭老師看到阿樺時，他還穿平常的衣服。阿樺自焚時，他離得很遠，不知道狀況。因為農權總會隊伍人少，那天郭老師參加農權總會，是走在婦女隊後面。次日，郭老師還參加「五二○」遊行。
洪志銘（國大代表洪奇昌雙和服務處主任）
阿樺曾經到服務處這裏來對我說，他想開計程車，想要籌錢買計程車，講好了如何償還。
我幫他找支持者，本來那人答應了，可是事情後來沒有下文。阿樺以前沒有開口過，我想，他這次開口，一定是重要的事。沒有幫他完成；他會怎麼想？我想，他對那位人士的話，一定會打折扣。他自焚後，想起這件事，我覺得對他有愧疚。
草根工作者彼此知道，做草根工作的甘苦。上面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如果不與民眾在一起，如何能感覺到人民的心聲？如何能匯集人民的力量？
上面的人，如果下來做草根工作，也不見得能做到阿樺的成績。而且，上面的人不一定會下來做。他們不會做，也不會全心投入。
如果沒有實際去做，講得太多，都和現實連接不起來。工作者本身的體驗、感情、心得、經驗，也不能累積，不能把經驗延續下去。各方面要銜接起來，會很困難。
我想，阿樺的事，應該促使我們認真來面對草根工作、基層工作的問題。
李三沖（專業錄影工作者）
「綠色小組」所拍攝的「生死為台灣」紀錄片，裏面有很多阿樺在街頭運動的珍貴鏡頭。
「綠色小組」成員李三沖說，阿樺與「綠色小組」的成員很熟，他常常到工作室來和這裏的成員聊天。
四月七日南榕自焚，當天晚上，阿樺就住在「綠色小組」工作室，一直住到大約是十六日才走。
四月七日阿樺開一部轎車來，帶了一大桶（二十公升容量）的汽油。汽油是綠色的，原來有七成桶的容量。後來這桶汽油，他每天倒一點開車用，直到現在還留了約五分之一桶的汽油。本來汽油桶放在工作室裏，味道很難聞，就把它提到陽台上。經過這一段日子日曬，桶裏的汽油變成黃褐色。
阿樺住在「綠色小組」這段時時間裏，和這裏的成員談了很多。他每天進進出出，幫忙剪輯南榕錄影帶。
阿樺要走之前，還和李三沖有一番爭執。那幾天，李三沖受田秋蓳之託，趕製一個環保的帶子。那天晚上，李三沖分秒必爭，必需在僅有的幾個小時內完工。阿樺從外面回來，他買了一巻台語農村歌曲錄音帶，他一定要放來聽，而且一定要李三沖跟他一起聽。李三沖說：
「我已經熬了幾天了，我累得要命，明天一早要把帶子送出去，只剩幾個小時了！」
阿樺還是自顧放著聽，李三沖也非聽不可。像這種情況，就是阿樺的「個性流露。」
「五一九」前兩天，阿樺打電話來給王智章，本來說要來，後來沒有來。
李三沖說，在街頭運動中，錄影者憑經驗和現場觀察，很能夠看出現場狀況的變動。他們因為跟阿樺相熟，在拍攝街頭運動時，有時對檯面人物的表現感到乏味，就把鏡頭轉向群眾，群眾裏常常有很生動的情況，就這樣，他們拍到不少阿樺的鏡頭。阿樺看到鏡頭對著他，就對他們（拍攝者）笑笑。
阿樺在街頭運動中也常常扛著錄影機。不過，他並非專業人員，技術不太好。而且，現場一有狀況，他立刻放下錄影機，去衝第一線。
李三沖說，他可以感覺到阿樺很懷念、很喜歡農村生活。李三沖曾跟阿樺說：
「你們都市人才會這樣迷戀台語歌。我從小就過農村生活，就是聽這些歌長大的。」
李三沖是高雄縣人。阿樺人生的最後一年，在高雄縣農村，擁有難得的快樂。他不會再到「綠色小組」來了，以後，這裏再也不會出現他帶著台灣白蘭地來，然後，又跑出去買冰塊。
阿樺的影象，眝存在紀錄片裏。紀錄片可以倒轉，讓時間倒流，讓過去重覆再現。紀錄片可以停格，讓阿樺的神情、身體成為永恒。然而，那都是影象。
永遠的「阿撒普路」 蔡海埔
阿樺一直不太善於表達自己；服役時，在全金門的旗語比賽中，他曾經奪得第一。五一九當天，他更以一個超乎言詞、出人意料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極致。
據說軍中的朋友給阿樺取了「阿撒普路」這個外號，以顯示他經常不符合人意的行為；但是，這個走在人群中會被遮住身影的「阿撒普路」，五一九當天卻燃起了一股超乎常人，高過總統府的生命之火。
阿樺生在二月，成仁於五月，而這兩個代表台灣人受難的月份，正彰顯出阿樺為哺育他的台灣作出奉獻的意義。
如果說，鄭南榕的打火機點燃的是一顆原子彈，震憾了台灣；那麼，詹益樺則是引爆了一個地雷，驚醒了一些摸索前進的反對派人士。
阿樺所留下的一切，是如此之少；一如他的筆記、遺書，都是片段、語錄式的
阿樺睡過的床舖依然未整，床邊幾本散落的《老夫子》漫畫，曾陪他平靜迎接生命中最後一次天明。床頭的《聖經》與《聖詩》仍好端端地擺著，或許，阿樺在走之前的一夜，已經不需要再藉助聖靈的言語來安撫激昂的心緒。總之，他是在寧靜中從黑夜渡到黎明，既即使在五月十九日清晨六點來敲我家房門時，也不似往日那樣用力和急促了；不待我起身應門，他已穿過濃密的櫻花樹蔭，消失在巷口的磚牆外。
阿樺所留下的一切，是如此之少；一如他的筆記、遺書，都是片段、語錄式的。
認識阿樺將近十年，對他的印象也是片斷的；在事件發生之後，我甚至無法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印象來向關心他的人陳述這個經常和我爭辯到不歡而散，不久又再來找我爭辯的好友──「阿撒普路」──詹益樺。
認識阿樺是在他退伍之後，就像多數的年輕人一樣，他經歷過許多工作：空運行、報關行、船員、自助火鍋店、裝配電梯、地攤、送羊奶…多樣化的生活經驗，雖然不曾讓他穩定下來，但是阿樺在沉默中依然個性開朗。正因為在社會的低下階層裏浮沉過，因而也令他感受到那股抑壓著台灣的政治暗流。
我不知道阿樺何時開始關心他的周遭，就在四年前尤清競選台北縣長時，阿樺與許多熱心的黨外支持者一樣，在工作之餘，出現在三重地區，默默地替尤清發傳單。
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裏，在尤清的板橋服務處，也有一位剛回國的年輕人，與阿樺同時踏進反對陣營的圈子，他叫朱高正。
八六年底的機場事件阿樺已經藉著《遺書》正式向他的家庭與過去訣別
選舉之後，阿樺回到社會上，依然扮演著一個關心台灣的平凡人物。
八六年的十月十日，阿樺第一次走上街頭，參加《新潮流》雜誌社發動的包圍台電大樓反核遊行示威。當時的阿樺是如此地不顯眼，只是靜靜的在街角發傳單、舉著抗議牌子走在洪奇昌後頭，連喊口號時都只是靦覥地略舉臂膀。
這時的阿樺還不算是一位「黨工」，只是一位支持者。
不到一個月後，發生「機場事件」，阿樺被軍憲非法毆打、監禁，這段長達十數小時的折磨經驗所引起的恐怖和憤怒，改變了阿樺的一生。「我這世人絕對不再讓這種代誌發生在我身上」阿樺如此說。
那種絲毫無法得知下一刻將面臨怎樣命運的恐懼，是一種接近死亡的戰慄。等到他拖著變形的臉和渾身刺痛的傷痕回到台北之後，阿樺寫下了一封《自白書》和《遺書》，他表示絕對不再接受統治者第二次的屈辱，如果他被起訴，他將在牢內絕食至死。
後來，「機場事件」的餘震雖然不曾波及到他，但是，阿樺已經藉著《遺書》正式向他的家庭與過去訣別。
類似這種「面臨死亡」的經驗，在阿樺某一次出海時也發生過一次。
八五年夏天，阿樺在南太平洋上曾經與數名船員意外落海，他獲救了。有的同事卻不幸喪生。重拾生命的阿樺，在抵達紐西蘭北部的尼爾森（Nelson）之後，接觸到的是一片自由、安祥、和平與台灣迥異的空氣，回台後，他携回一本台灣移民贈送的《尼爾森經驗》（The Nelson Experience），他經常向朋友介紹當地的種種，令人感覺到他歷經死亡又重見樂土的衝擊後，在潛意識中已經提供了一個比較的機會，觸發他去反省鄉土的一切。
所以，當阿樺第二次在黑暗的軍營中嚐到被逼向死亡的屈辱之後，相形之下，他已決定致力於鄉土的改造。畢竟，紐西蘭那片人間樂園式的「驚艷」是他珍貴的夢想。
阿樺不只一次說，台灣人的苦，不是宿命只是不曾努力去自我改造而已
獨自步上不歸路的阿樺更沉默了，工作因而喪失卻無遺憾，但卻不知投身何處。此時，他認識了蔡有全。
有全兄宗教式的熱忱，修正了阿樺對人事、生命等基礎問題的思考；間接地，認識了邱義仁之後，在行動哲學思維上更受到影響；在鄭南榕自焚之前，蔡有全與邱義仁是他最崇敬的兩個人。於是，阿樺蛻變了，開始成為一名行動者，到高雄鄉間「實驗」去了。
八八年「五二○事件」當天，阿樺與農民併肩戰鬥，在拆下立法院的「看板」後，他開著宣傳車往水龍衝刺，就在另一部宣傳車被困，駕駛者被軍警架走之後，阿樺擺脫重重包圍，衝出現場。當天深夜，他帶著有腦震盪的危險的傷痕，一拐一拐地返回現場，繼續參與。
蔡有全入獄，阿樺在參加全島聲援活動之後，回到高雄六龜、甲仙山區，獨力為「林班地放領」的工作，奉獻力量。每次北上，他都一再向友人敘述當地農民的苦況，並且片段式地提出工作上的困境，試圖經由討論汲取意見。也許，就在那落後的南台灣山區，他體驗了上帝的精神；苦修式的生活強靭了他的生命力。
阿樺不只一次說，台灣人的苦，不是宿命，只是不曾努力去自我改造而已，更重要的是需要人去從基層奉獻。因此，他也曾無奈又激動地說：
「你們這些知識份子只會『空嘴哺舌』（空談理論）」。
這句話雖然有失偏頗，但是，就一個在佈滿挫折的環境中從事草根運動者而言，至少，我認為他有權利一吐胸中鬱悶。
他只是一個平凡人啊！在「割捨」的過程中，必須去面對的是一些更孤獨的「可能」，只有克服心理上的掙扎，才能有更大的負載能力。這些阿樺都明白，而他也在努力著。
南榕自焚後，我發現原本微禿的他，頭髮更少了，濃密的絡腮鬍襯出低沉的聲音更沙啞了。
進入八九年之後，阿樺南北奔，偶爾的見面使我們交談更少了，只有在默默的對坐中以交換眼神替代激辯，而彼此都知道，他是在思考、在努力、在實踐。在阿樺眼中只會「空嘴哺舌」的我，卻不知如何去幫忙，只是試著投過去一些他自認不太需要的關心。
鄭南榕自焚後，有一天，阿樺送來「紀念錄影帶」；那時，我發現原本微禿的他，頭髮更少了，濃密的絡腮鬍襯出低沉的聲音更沙啞，但是，他仍然只留下問候的話語，直到五一九的前二天，他突然主動談起「提高抗爭層次」的問題，並且問道：
「萬一我被抓去，你會向阮媽媽按怎講？」
當時，我直覺地認為他又要像去年那樣去「衝」，並且有被抓的決心。於是我只有向他敘述「衝」的本質與利害關係，試圖從他的話語中了解他的想法；結果，他只是以淡淡的笑，搖著頭來結束談話。
這就是阿樺。他竟然只是旁敲側擊地試探我的看法，而不再像從前一般，為一個基礎性問題或是重大抉擇而大力辯論。或許，以長年以來的交情，他明白，如果據實相告，我會反駁或企圖改變他的決定。
阿樺一直不太善於表達自己，現在他更以一個超乎言詞、出人意料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極致。
阿樺一直不善於表達自己。服役中，在全金門的旗語比賽中，阿樺曾經奪得第一。現在，他更以一個超乎言詞、出入意料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極致。
阿樺用與南榕相同的方式，表達了對台灣的大愛；而我更知道阿樺決定自焚時，所需要的勇氣可能要大過南榕。因為阿樺所有的，只是他唯一的生命，他沒有南榕投入反對運動的時間長，沒有像南榕一樣已建立一個巨大影響力。
阿樺除了生命之外，在物質上幾乎一無所有，像一個平凡人，他割捨了家庭、宗教、愛情、友情；在他決定自焚時富有了。
據說軍中的朋友給阿樺取了「阿撒普路」這個外號，以顯示他經常不符合人意的行為；但是，這個走在人群中會被遮住身影的「阿撒普路」，卻燃起了一股超出常人，高過總統府的生命之火。
阿樺生在二月，成仁於五月，這兩個代表台灣人受苦難的月份彰顯出阿樺為哺育他的台灣作出奉獻的意義，而我想要問的是，阿樺的死能帶給台灣的反對運動什麼樣的反省？能帶給台灣人什麼樣的覺醒？
那每場運動第一線上的身影 鄭麗娟
看著阿樺踏入黨外發第一張選舉傳單，到他在總統府前的蛇籠網上引火自焚，其間不滿四年。
在阿樺燦爛自焚之後許久，回憶才慢慢地爬上我心中，這些回憶鮮活的程度，難過的令我自責。
一九八五年年底，尤清在台北縣以彩虹戰士的姿態競選縣長，這是阿樺初次接觸黨外，他站在三重服務處內的椅子上，沙啞著聲音重覆喊著：「各位父老兄弟姐妹，您哪有時間，要幫尤清分傳單，請來頭前。」
尤清的彩虹戰報就這樣迅速有效地傳到選民的手上。
在那場旋風式的選戰中，阿樺以一個第一次接觸黨外的義工，他的熱情與能力，再再令我們這些老黨外汗顏。
一九八六年的十二月二日，桃園機場事件中，阿樺單身匹馬到機場支援許信良回台。途中被軍警圍毆，拖到機場附近的軍營痛毆監禁，釋放出來後的阿樺像脫胎換骨一般，他說：「我發誓不再讓國民黨這樣的侮辱，再次發生在我身上。」
他說：「如果國民黨起訴我，在牢裏我要絕食至死，以徹底抗議這個蔑視人權的政權。」他甚至留下遺言，表明他的決心。
這次的經驗，使阿樺成為一個全天候的黨工，他認為作個兼職的黨工，不可能作好反對運動，他認為只有全力的奉獻，才有可能改變人的命運。從此，我們幾乎可以在任何一場運動的第一線上看到他的身影，聽到他的吶喊。
其實，阿樺的感受與心情，許多和他一起做基層工作的人都能體會。他耐著性子到鄉下去紮根，發傳單、搭台子、寫布條、撿人群散後的垃圾，在這些動作的背後，他只單純的盼望，台灣人早日作自己的主人。
其實，阿樺的熱情與奉獻，許多和他一樣的黨工也同樣擁有。在實際的工作中，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這個作惡多端的政權在做壞事，義憤已經使得「與不義政權作不休的對抗」融入他的生命中。
於是我們總可以看到他以特有直接了當的方式去對抗不義的事物。他痛恨國民黨對農民的榨取，所以我們看到他猛踩立法院的「看板」；他痛恨投機狡詐的政客對人民的瞞騙，所以我們看到他指著政治寄生蟲痛罵。
直到五一九當天，他在鎮暴軍警前焚燒軀體，我們仍然能感受到他那直接有力的抗爭方式。
這段從事反對運動不滿四年的生命，我總認為是阿樺最自我驕傲的生命，他無愧無悔地完全徹底奉獻給台灣。也是在那燃燒的一刻，阿樺的生命已經延續到心懷台灣的每個人的生命中。
慕道而謙卑的草根工作者──我所認識的阿樺 陳真
認識阿樺，已有兩年以上的時間，是透過阿耀（戴振耀）所介紹。第一次見到他，幾句寒喧之後，便足足「聽訓」了一個多鐘頭，他把我當成什麼都不懂的小學生一般，講了一遍又一遍的大道理，以及他對一些反對人士、反對派學生的批評與期待，我當時心裏想著：這樣一個外表憂鬱、說話輕聲細語的人，怎麼如此嘮叨？那時候，我除了唯唯諾諾之外，根本難置一詞。這樣的見面方式，回想起來，記憶猶新。
阿樺，是個極典型的老實人，沒有心機、一板一眼，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真理有種掩不住的渴慕和謙卑，這種渴慕和謙卑，強烈得會讓人嚇一跳。也正因為如此，在共事的過程中，有時覺得他太過一板一眼、小題大做。記得有幾次開會時，他發言冗長，堅持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會議民主程序，絲毫不肯便宜行事。事後，每每和朋友談起他來，總覺得又感心又好笑。
現在，他自焚了，老實說，我一點都不意外。一個慕道而謙卑的人，用青春乃至生命來實踐真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三年前的五一九，我在龍山寺認識了阿耀後，有感於他對台灣的赤忱與奉獻，於是高雄縣市兩地奔波，投入他所領導的諸多政治、社會運動中，這期間，我認識了許多伙伴，他們大多來自鄉村，沒有耀眼的學歷、也沒有犀利的口才，只是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承受迫害，面對真理時，沒有所謂的學者或知識份子弔詭的思辯邏輯，有的是單純而真誠的信仰與奉獻。這些美好的德性，我從來不曾在周遭的同學（或所謂的知識份子）身上見過。我常想：如果知識反而使我們變得更自私、更複雜、更懦弱，我們讀這麼多書，究竟有什麼用！？
寫到這裏，我不禁滿心羞愧，我祈盼：南榕和阿樺的犧牲，能讓我們萎縮的心靈茁壯、蒼白的生命獲得血色。
阿樺與馬神父 曾心儀
（一） 帶給朋友尊嚴的馬神父
馬赫俊神父被強制遞解出境事件發生以前，我幾次到他所主持的桃園愛生勞工中心，實在說，我不太把這個地方看在眼裏。直覺上，覺得這地方「很保守」。馬神父給我得印象，也是「很保守」。他總是靜靜的，一個人坐在角落，聽別人發言。除了禮貌上和他打招呼，我並沒有積極地想要和他攀談。主要的，恐怕是自己潛意識認為，台灣的事，要靠台灣住民自己來做，不要靠外國人。
馬神父的居留期限快到時，勞工朋友發起組成聲援會，希望馬神父能夠獲准延期居留。看勞工朋友們那麼熱心討論，我初次發現，馬神父平常在我看來「很保守」的作法，卻是真真實實地得到勞工朋友們的愛戴、信任與尊敬。在參與工運裏，我基本上認為應該要堅持「勞工自主」，包括聲援馬神父，我原來都不想做太多事。但是，工運也像其他社運、政治改革運動：很多基礎工作都相當脆弱。不知不覺中，聲援馬神父很多相關的事；譬如說：文宣、連絡……等，我都「沾」上了。其中還包括，把施明德美籍妻子艾琳達被當局誘騙驅逐出境的經過、以及我們幾位女性幫忙收拾艾琳達的衣物交給男女警察轉送到機場……中間高潮疊起的抗爭經驗，告訴馬神父。當時，只是像在說故事，誰也沒想到隔不多久，馬神父被誘騙出境的情況會那麼慘──他就穿著那身衣服，繞了半個地球回到北愛爾蘭老家。
聲援馬神父，是我參與過的聲援活動中，我覺得最「美好」、最有意義的事。為了做聲援活動的文宣，透過馬神父助手劉素齊小姐、蘇一江先生以及工運人士林獻癸用台語、英語翻譯，我和馬神父長談。那次長談，使我領悟到，為什麼勞工朋友們那樣地敬愛馬神父。他很坦誠、謙虛、尊重別人。勞工抗爭裏，最常聽到的「爭尊嚴」；「尊嚴」這一名詞，我在馬神父待人處事中領會到了！連我也覺得，和馬神父在一起，我有尊嚴。
然後，馬神父卻受到那樣的待遇！事發後，我好幾天不忍心看報紙上刊登他被架著出境的照片。「我們和馬神父相處，感到有尊嚴。」勞工朋友說樣說。但是，馬神父的尊嚴呢？
（二） 在工運中閃逝的天兵，阿樺
去年十一月間，我開始積極參與工運。以後，我才知道，差不多在那期間，阿樺很積極地到南台灣參與環保、原住民運動、農運，也在勞工抗爭中出現。
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七日，鄭南榕自焚以前，阿樺大部份的時間都待在南台灣。鄭南榕自焚後，他拋下在南部進行的草根工作，到台北。「五一九」那天，鄭南榕喪禮遊行隊伍前端接近總統府禁制區，被鎮暴部隊、蛇籠鐵絲網、噴水柱阻擋。阿樺用打火機點燃身上預藏的汽油，趴在蛇籠鐵絲網上自焚身亡。
哀傷是一個接一個重擊我們。四月七日，我整天在打字行裏趕製聲援馬神父絕食祈禱24小時行動原則傳單。下午傳單做好，和勞支會通電話，才知南榕自焚。絕食祈禱依計劃進行，結束後我就到南榕自焚現場靈堂守靈。全島各地、各階層民眾絡繹來靈堂拜祭。我也看到在工運裏認識的幹部和工會成員。「五一九」從士林廢河道靈堂啟靈，我和陳婉真處在靈車後面鄭氏家屬隊中，沿途，在人群中看到許多工作中熟悉的臉容。平常，勞工給社會的印象是不願碰政治，卻又具有從生活歷煉出來強悍的抗爭性格。勞工出現在「五一九」強烈政治性遊行中，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南榕犧牲生命的代價其一？
阿樺死後，與他相熟的人談起，他曾在苗客抗爭時，幫忙運送發電機到勞委會前面，支援勞工露宿抗爭。也有人談起，他在去年農曆年期間參加高客抗爭。
社會上，很多人不認識阿樺。認識阿樺的人，又有很多人不了解他。但是，他做草根運動所接觸的農民卻與他非常親密。那情形，很像勞工朋友與馬神父的關係。
阿樺自焚前向朋友透露，他要做一件強烈的抗議，表達「有氣魄、有尊嚴、可愛的台灣人。」
阿樺死後，我不斷地思考，到他做草根工作的地方尋找他的踪跡。我得到許多啟示。在勞工抗爭裏，深刻感受到壓迫者的分化、切割，其實是無所不在。阿樺用那樣痛苦的方式殉道，卻未能引起普遍的重視。他一年到頭做苦工，和弱勢者日夜相處，他經常身無分文、連著餓好幾頓，生病了沒錢醫病。他是備受非議的「勞基法」都照顧不到的苦工。他為了「尊嚴」，做了最徹底的犧牲，做了最強烈的抗議。如果，台灣不是被分化、被切割得無藥可救；阿樺的殉道，當不會如煙火逍逝，天空復歸於暗寂。他自焚的地方，已經立了無形的碑。他做草根工作的地方，已播了時重。只是，抗爭陣營裏有些人較不警覺，未曾聯想到，那令人心驚動魄、在烈火燃燒的軀體，曾在抗爭陣營擔任小兵。
（阿樺，本名詹益樺，三十二歲。）
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寫於高雄縣橋頭
燃燒的蝴蝶 曾心儀
一
從南台灣回到台北，好像走進沙漠。
在台北，看不到阿樺的踪跡，感覺不到阿樺的精神和意境。我也因此覺得，自己好像枯塘裏的魚，奄奄一息。
我眷戀南台灣，那裏的山水、花草、田園和樸實的人們。我渴望再看到濃鬱的樹林，渴望嗅一嗅泥土的味道。在南台灣，時時感覺到阿樺和天地間的靈氣在一起；那使我在灰燼中看到生機，使我仍能擁有快樂。
我要自己去相信，台北也有阿樺的踪跡，也有他的精神。只是，被沙漠的灰塵蒙蔽。我要自己去設想，阿樺在台北的朋友，把痛苦掩埋在內心深處。台北的人又多、又忙，不容易聽到人們談起阿樺。
我想，現實的社會，割裂成許多層面，也在無形中變成碎碎片片。這樣的生活，是很枯燥，很沒有情感。無情、冷血、冷漠，是它的特徵。在這裏，阿樺早就如煙逍逝。只有經過總統府，內心的抽痛，讓我覺得他離我很近。
回到台北，是因為編輯阿樺的專書，有一部份工作必需在台北做。但是，回到台北後，工作遲遲無法展開。當我張開眼，看到的不是南台灣那與阿樺氣質十分接近的景色，我被台北貧血的繁華，如沙漠的荒蕪，愣住了。沒有愛與真誠，生命也是貧血的。在這個貧血的環境裏，用什麼動力來展現出阿樺生死的豐富意義？
我想到阿樺生前在台北住得最久的地方──有全、慧瑛夫妻在新北投的家，那裏有濃鬱的樹，有花草，有泥土味，我渴望躺在那幽靜、古舊的屋裏，讓周圍的花草和泥土氣息讓我恢復生息。有全、慧瑛的家現在已有大學生借住在那裏，我可以到隔壁阿達、阿娟或阿堂家去睡。我坐計程車直驅而去。
往新北投的路，在阿樺死後，最初幾次走過，內心彷彿被層層撕碎。然後，心就像那路面，不斷被輾過後，變得堅硬。心不痛，並不表示傷已癒。我不是又回到「五一九」那天那樣，面對阿樺的死，又欲哭無淚。「五一九」那天，很多事搞不清楚，整個人呆住了，哭不出來。經過幾個月尋尋覓覓，整個事情大致了解，這幾個月中痛哭了無數次，現在又哭不出來了！
阿樺生前，我和他並不很熟，相處、共事的時間有限。他死後，我不願他死得那麼寂寞，我隱約知道他的死有深層意義存在，我投入所有的心力，用生命去貼近他死亡的龐大黑影。探尋他的踪跡，許多與他生死有關的關鍵性地方，都是在經過一段平凡而神秘的旅途後，進入一片幽僻，彷彿世外桃源；在那裏隱藏著阿樺不為人知的特異世界。
整個尋尋覓覓的過程，就是一再重覆領會；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是山。
也是一再重覆感染他生死的衝突與掙扎，彷彿在目視他的自焚，一遍又一遍；自己也在無形中如蠟燭般燃燒，就要燒到盡頭。這樣的感覺，並不是我在燒自己。而是，刻骨銘心地體會到人間的無情與冷血，它對人所造成可怕的摧毀！
當我走過阿樺的山水、田園，接觸他接觸過的農人，我曾多麼高興，阿樺帶我到一個豐美的世界。我快樂，覺得阿樺還在我們身旁；只是，他已經變成小精靈。但是，回到台北，我彷彿從夢中驚醒，正視著冷酷的現實。那曾經豐美、快樂的感覺，頓時變得一無所有。也許，它們留在屬於它們的地方。
在南台灣，我真愛那裏，很想一直住在那裏，老死在那裏。但我知道，我在台北還有一些事沒有處理好。只有當我把台北的事處理好，我能夠看清楚、能夠面對我在台北的困惱，然後才能再作決定。不然，我留在南台灣，只不過是另一種逃避。
阿樺死後，我曾思考，要怎麼讓阿樺死得有價值？那可以從很多方面著手。其中，我想到，至少在生活上要落實一點：把自己的生命去貼近那和阿樺相似的人群，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同樣的價值，一個被社會上視為默默無聞的人，願為信念殉道，活著的人更應該越加謙卑發揚他的精神。我想，這不是我一個人能做的事。但我盡我的力量，希望能做到。
為什麼，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會使我變得奄奄一息？我找不到答案。我只知道，我要趕快到那有花木與泥土的地方躺下來。
我抵達新北投，在阿樺好友住處的地舖躺下。我覺得自己也變成了一株花草，因接近泥土而得生。「五一九」那天清晨，阿樺曾來敲門，敲了門就走。那扣門聲，就是無言的訣別。
閉起眼，想到「五一九」晚上，在台大醫院停屍間看到阿樺火焚後的遺體；真感到淒慘！我真不知道他的死，有什麼價值？
我又哭了，越哭越傷心。偶然間發現，我這樣傷心地哭，很像阿樺媽媽的哭。七月十九日，我在朋友協助下，在嘉義縣找到阿樺的骨灰罎。這是「五一九」看到阿樺遺體最後一眼，經過兩個月尋找，才找到阿樺；他已經變成骨灰被裝在罎子裏。次日，二十日，我回到台北，心裏一心想著去看阿樺的媽媽。阿樺最愛媽媽，他已經不能再去看媽媽。我帶著阿樺的照片，去看他媽媽。以前，我不曾去過阿樺台北的家，不曾見過他媽媽。鼓足勇氣，依地址找到。那天，阿樺的媽媽哭了又哭，哭得好傷心。
整個尋找阿樺踪跡的過程，是那麼地豐富！我真希望我是一個拍紀錄電影的好手，把過程毫不遺漏地展現給每個人看。
在我有限的能力，做專書只能呈現阿樺生死的很小部份。這專書，有很大的功能，我有意不做出來；那是一種深沉而痛苦的抗議，抗議人間的無情與冷血。那也可能是屬於我，最自然的，對生命的態度。阿樺的事，讓我切身體會到，為什麼，有些重大的事，無法告白天下。為什麼，有人經歷大風浪後，寧靜與無言是他最後的選擇。
終究，我不願阿樺成為寂寞的殉道者。我以我有限的能力，把我所知道他那少為人知、生活裏豐富的另一個世界，帶出一些來讓人們瞻仰。也讓對他有真誠情感的朋友們，透過文字與影象的媒介，與他接近。
整個追尋阿樺的過程，是一趟艱苦的思考、艱苦的探索。面對死者有形、無形的踪跡，我常常有絕處逢生的感受。每一個痛苦的歷煉，腦中閃過清新的意識，把我從困境中拯救出來。那意識告訴我，我是一個平凡的人，阿樺的死，我的憤怒只有使我越加沉淪。在天主的面前，我應該謙卑，讓天主作最後的裁判。我祈求天主賜福，讓受苦的靈魂得到安息，祈求天主賜福給活著的人們，有更大的勇氣面對自我，有足夠的智慧選擇應該走的路。
二
去年，民進黨黨慶在台北士林廢河道舉行遊園會。遊園會裏，每個團體擺攤位，有的賣東西，有的設計娛樂活動。我有時候自己一個人逛來逛去，有時候和朋友結伴。這晚，在遊園會裏碰到王盛弘，他是高雄縣資深的民主運動參與者。他告訴我，他和戴振耀等人在高雄縣阿蓮鄉辦系列民主座談會，探討農民問題，他希望我去演講。
就我所知，詹益樺和戴振耀很熟，他很多時間都跟著戴振耀。我望向王盛弘他們所設的攤位，正好看到詹益樺。他不太高的個子，外表看來顯得靜默、靦覥，但是，我知道，那是火山沒有爆發前的模樣。我想到，在「許曹德、蔡有全聲援會」活動的後期，我和他曾爆發大吵，在鬧得不可收拾時，我找出邱義仁來解圍。後來，聽朋友說，別人也有相似的情形，邱義仁總是成為詹益樺和我們的萬靈丹。基本上，這種紛爭很像「家務事」，吵歸吵，總還是「一家人」。不過，吵過後，心裏還是會感到不安。我對王勝弘說，我並不擅長演講，我可以談一些個人參與政治抗爭的經驗，同時把我採訪政治冤案所得到的一些史料傳佈給與會者知曉。我特別提到，我去演講的事，事先必需要徵得詹益樺同意。
王勝弘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先徵得詹益樺同意？他說，辦活動是團體的事，詹益樺只是其中一份子。
我告訴王勝弘，我曾經和詹益樺吵架，恐怕他並不歡迎我去。而且，我很尊重黨工，很尊重草根工作者。詹益樺和戴振耀等人在做草根工作，令我尊敬。我在很多方面比不上別人，邀我演講，我受之有愧，但是，我很樂於藉這機會和運動前輩、草根工作者接觸。
王勝強連連說，詹益樺的事不成為問題，他回到高雄縣後，與朋友們安排好時間，再與我連繫。
沒想到，那回，民進黨黨慶遊園會上王勝弘邀我南下演講，竟成了詹益樺自焚後，我追思他，為他寫專書的源頭。
三
「五一九」那天晚上在總統府前靜坐現場，我知道詹益樺留有數封遺書。當晚，示威群眾與鎮暴部隊對峙，靜坐行動如預先宣佈，於十二點結束。
返家後，聽家人說，晚間電視新聞播出詹益樺的妹妹舉行記者會，指控民進黨害死他哥哥……等言。詹益樺的妹妹由警方安排出面發表談話，這事我們在台大醫院停屍間看阿樺遺體時，就知道了。我整個心情都被阿樺的自焚籠罩，根本不想理會傳播媒體怎麼扭曲阿樺自焚。
心情極端惡劣，次晨躺在床上，久久不想起來。報社記者打電話來問我陳婉真的消息，因為我和婉真十多年前就一起並肩作戰，昨天「五一九」她在廢河道南榕喪禮上露面，我成為「護衛」她的一份子，整個遊行過程，我緊緊站在她的右邊。打電話來的記者試著從我這裏獲得一些消息，我則無可奉告。記者順便與我談到詹益樺的新聞，告訴我報紙上寫了一些他妹妹說得很不好聽的話。我對記者說，從昨天開始，我不要理會電視、報紙怎麼報導。至少，我本人已身處在南榕、阿樺自焚的最高境界，媒體的報導對我來說是另外的世界。
我相信，我能夠扛起來阿樺自焚的後事，而這件工作不是短期間能完成的。在為南榕守靈期間，我得到訊息，「五一九」將有強烈的行動。「五一九」那天，當現場傳出「詹益樺自焚」，我才知道是什麼人、用什麼方式。我不能在阿樺自焚後，哀悼一番，就把這事擱在一邊或鎖在心裏。一個比我晚參與反對運動的基層工作者，把生命奉獻出來，而且是採取有計劃的行動，從各方面來說，我都有道義上的責任。別人也許會用他們的方式，把阿樺自焚的後事扛起來。我深知，我有特別的責任，扛起阿樺自焚後的擔子。
我躺在床上，想著，我再怎麼樣不在意傳播媒體，但是，我還是可以透過傳播媒體先為阿樺做一點事，讓關心阿樺自焚的人們聽到有別於惡意扭曲之外，不同的聲音。事實上，至少有數十人為參加「五一九」行動，預先立下遺書：我是其中之後。我的遺書影印本數份在「五一九」早上，交給自立晚報記者吳典蓉。內容大意是，如果被逮捕，我不聘請律師、不辯白，如果因反抗國民黨而死，希望遺體火化，骨灰沿從台北飛往綠島的航線，自空中撒在我深愛的鄉土山川。預立遺書，是不知道「五一九」這天會發生什麼狀況，但是願意為參與「五一九」行動奉獻生命。阿樺自焚後，我才知道，他經過精密設計，做了最徹底的奉獻。我把阿樺留有遺書的事告訴吳典蓉。她追問我，遺書要給那幾個人、內容是什麼？
我對吳典蓉說，有一份遺書是給蔡有全的。其他的，我不能多談。我之所以透露阿樺的遺書中，有一份是給蔡有全，基本上，我要讓記者知道我的消息不是虛構，同時，有全在獄中，他的這一部份一定需要我幫忙。我最後一次和周慧瑛去龜山監獄看有全，是在南榕自囚期間。透過對講機，有全希望我在牢外幫忙他照顧慧瑛。
這天（五月二十日）的自立晚報，刊出我給吳典蓉的消息，透露阿樺留有遺書。
之後，各報公開阿樺的數封遺書。
婉真在「五一九」晚上，由友人安排住處後，包括新聞界、情治單位都不知道她身居何處。婉真舉行首次公開記者會，我又開始「護衛」她，寸步不離。直到婉真的「闖關」案進入司法程序後，我投入全部心力做阿樺的專書工作。這不僅是一項文字工作、出書而已；很有可能，文字工作還沒有完成、書出不來；我整個人已經溶入阿樺的死亡，不知自己的下場。
阿樺自焚，必然是一件歷史性事件。我是文字工作者、反對運動基層工作者，而且是得到有關他的訊息者之一。如果我不能盡己之力，做一點事，我懷疑，紀錄阿樺的自焚未來會以什麼樣式出現？從「五一九」以後，就已經出現各種以訛傳訛，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令人憂慮。我並不是最好的、唯一的紀錄者或詮釋者，我所秉持的是順乎自然，至少，我不能欺騙自己，寫出連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我不是歷史學家，屬於歷史的部份，當由歷史學家去處理。我當過記者，隨時可以以自由記者的身份做新聞工作。但是，我並不把阿樺的事當新聞來處理。若把阿樺的事，用新聞處理，我將變成可恥的暴發戶。我要求自己，在慣有宗教思考基礎上，更加深思。並且把宗教情懷在現實生活中落實；包括下筆的一字一句。我對文學與藝術的感受和鑑賞，無可避免地滲入阿樺這件事。藝術創作和欣賞，擁有無限可能的空間。我提醒自己，當阿樺的事讓我有藝術性的吸引力時，我要嚴守一個基本要點：那就是，對一個人，用極痛苦的方式奉獻了他的生命，我必需用嚴肅的態度面對這個人、這個人的生命、這個人的死亡。我切不可迷失在藝術性吸引力裏，任情緒泛濫，誤入岐途。那樣，我不僅對不起阿樺，我也會毀了自己，也會傷及他人。
四
離開台北，到高雄縣農權會去尋找阿樺的踪跡，是臨時決定的。皮包裏只有兩千元。就這樣展開探尋之旅。
長期投入基層工作，通常，每參加一場政治抗爭，面對的是整個統治階層全面性的打擊。即使是一場小規模的抗爭，我都是全心投入，夜以繼日注意統治階層的戰術，我們以有限的人力、物力，結合民眾對抗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連靠寫稿賺稿費都不易做到。我已經有很長的時間沒有固定收入，用完了過去的一點積蓄，只有靠向親友借錢、贊助。就這樣，默默在反對運動基層裏工作，參加一場接一場的抗爭活動，聲援一個又一個弱勢者、被壓迫者。我們的報酬是什麼？等著被鎮暴部隊打、抓去坐牢！
在南榕守靈期間，我以「五一九」行動為最高目標。遺書都寫了，當然不可能在這段時間去工作賺錢。等候「五一九」行動時，我根本無法想像、也不去想，「五一九」以後，我在那裏？會安然無恙回家，那是奢望。「五一九」行動過後，我偶然間想到，我竟然安然活著回來；怎麼久久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對很多人來講，「五一九」行動過後，他們要開始面對現實生活。「五一九」行動暴露出反對陣營在很多方面都相當脆弱。阿樺徹底奉獻的實踐力，使他成為古往今來的異數。他已經進入歷史，而不屬於這個世俗。「五一九」以後，我一時看不出來，還有什麼事情值得我用生命去對抗？認識反對陣營的缺點，進而認識到基層工作需要加倍努力去做，這也算是一種收穫。但是，這收穫，有很大的部份是因為阿樺的自焚刺激我思考而得；對阿樺來說，他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聽說，阿樺在佈署他「五一九」自焚行動時，他身無分文。離「五一九」很近的時刻，有人要給他錢，他起先只收一百元，大概是當車費。後來，他收下一張五百元。可能因為他不願被人翻動遺體時，看他身無分文而嘲笑他窮途潦倒。這是關於阿樺死前有張五百元鈔票的傳說。
在「五一九」行動以後，我不覺得反對陣營有什麼事值得我奉獻生命。但是，我把奉獻生命的可能，保留給類似阿樺的人。如果我知道有人要做像阿樺的事，我無法阻擋，我考慮同行。因為，我相信，那是生死之愛。這種可能，曾經存在。（但後來，我發覺，我曾認為與阿樺相似的人，逐漸顯示出不清純。）
我獨自坐火車南下。抵達高雄縣農權會後，我採取順乎自然的方式去接觸阿樺接觸過的人。我並不刻意設計問題，我不誘導對方。我讓他們知道，我要著手寫阿樺的專書，我靜靜聽他們談有關阿樺的種種事。通常，他們會主動告訴我一些事。當他們向我提出問題時，我在可能的範圍內告訴他們我所知道的事。遇到不方便講的事，我寧可保持緘默，而不說謊。
在高雄縣農權會，令我受到很大衝擊的是一位年輕的長老教會信徒阿賓，他非常了解阿樺在生活上、在政治工作上的困擾，他引導阿樺避開是非圈，鼓勵阿樺去開發農運。這個朋友，他幫助阿樺在草根工作中得到難得的快樂。
阿賓因為負責農民「五二○」遊行工作，「五一九」沒有去台北。阿樺的自焚，對他心靈造成的傷害難以彌補。我非常懷念，阿賓謙虛和農民相處時流露的笑容。我也永難忘懷，我和阿賓談論阿樺，我的一些話阿賓不能諒解，他遽然中止談話，面容流露深沉的痛苦。這位年輕人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他年輕，像一面鏡子，照出事情簡單的是非、對錯分界。他讓我發現，改變阿樺予人不易相處的刻板印象、改變阿樺的生活空間是有可能的。事實上，阿賓已經做到了。阿賓幫助阿樺，在反對運動裏，能夠同時做有意義的事，也同時享受到快樂、豐美的生活。
然後，要怎樣解釋，阿樺沒有把自焚的計劃告訴這位摯友？我怎麼樣，也說不完整。阿樺終究拋下摯友和草根工作，到台北去自焚！南台灣草根工作這裏的鄉土呼喚終於在拉鋸戰中輸給了死神。死神是透過怎樣的方式，在人間擄獲阿樺？這是阿樺之死留下來的問題；我把它交給歷史。
五
我和戴振耀認識十多年了。我一直很敬重他，他也一直對我很友善。我們相處的機會並不多，因為，大家都很忙。但是，每次見面，都會感受到可貴的溫暖。
阿耀住在高雄縣橋頭鄉。高雄縣在野派，長期以來以余登發家族的勢力最大。「中美」建交，導致一九七八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停選，之後統治當局逮捕余登發父子。黨外人士首度在戒嚴令下舉行「橋頭示威」，聲援余氏父子。之後，發生高雄事件，阿耀也名列被關名單。
阿耀坐牢回來後，我曾到高雄縣看他。他很有趣，帶著我沿街走，向鄰居介紹「這位是曾心儀」，就是余老縣長（當地人都這樣稱呼曾當過縣長的余登發）被捕時，大罵警備總部官員的小姐。」阿耀和我提過多次，高雄縣很多人稱讚我「很勇敢」，他很喜歡把我介紹給當地人。
有一回，阿耀開車載我去彌陀鄉探視也因高雄事件坐牢的蔡有全。那天，有全不在，我首次見到他高齡的父母。有全家地處偏僻的海邊，附近荒涼、乾燥。蔡宅孤零零、靜靜地佇立在荒地間。在那荒涼的地方，這個宗教家庭出了個熱心、充滿愛心、常帶笑容的年輕傳教士。有全的仰慕者詹益樺，在有全二度坐牢後，隔著牢牆，靠書信傾訴心聲。阿樺最後的字跡，寫於「五一九」晨，寫給有全，貼在台北新北投有全、慧瑛家的牆壁上。
長期參與反對運動，看到堅持信念的同志一再受苦，看到早期備受期待與厚愛的人士變質、脫隊，看到新的鬥士加入行列。我所看到的阿耀，這些年勤勉工作、艱苦奮鬥，隨著運動穩定地成長。有全、阿樺是兩個典型的悲劇鬥士。有全二度坐牢時，我痛心至極，全心投入聲援活動。如今想起來，有全坐牢帶給我們的痛苦還不是最痛，慶幸有全會珍愛生命，還有相逢的機會。阿樺卻在「五一九」那天，幾分鐘之內死了，我們再怎樣做，都無法使他活過來。
阿樺死後，我再到高雄縣農權會，很痛苦。在這我喜愛的地方，少了一個人。阿樺為各種抗爭活動忙碌的身影，彷彿還在眼前。去年我受邀來演講，我很在意阿樺的感受，在農權會這裏看到阿樺時，他正在忙著寫環保活動的抗議布條。那次阿樺沒有非難我。不過，這次為阿樺做事而來，阿賓告訴我，我上次抵達這裏時，阿樺對他說「我不喜歡曾心儀」。如果，我以前知道他不喜歡我，我會難過。但是，在他自焚後，我不會為此而難過。他自焚的因素之一，是不讓外省人第二代──台灣人鄭南榕的自焚專美於前，他要表現台灣人的氣魄、台灣人的尊嚴、可愛的台灣人。我曾因為不會講台語而不踏入某些圈子裏；其中包括台北一處阿樺經常出入的地方。我並不會因為這樣而和阿樺、以及與阿樺相似的人對立。我能夠包容。因為，基本上，我認為台灣的統治權仍由少數外省籍人士所控制，他們拉拔一些台籍政客做樣板，畸形的政治結構使得台灣生態被破壞，本地語言也受到迫害。
高雄事件發生後，我和有全當時的女友慧瑛常去探監。與慧瑛聊天，打發漫長的等候時間。慧瑛說，她原來對政治毫無興趣、也不了解，但是高雄事件讓她生平第一次「痛恨外省人」。這些年來，慧瑛逐漸了解政治，並且在有全二度坐牢後開始站在演講台上面對群眾，她已經像有全、像阿耀一樣包容外省人。
阿耀曾跟我說，他和有全唸小學時，放學經過眷村附近，和外省籍孩子打架，打架後，心裏很害怕。因為，
「那些外省籍孩子的爸爸是校官呢！很怕被他們抓去槍斃。」
阿耀他們同齡的孩子，都有在學校因為講台語而被老師處罰的經驗。老師並且設計方式，要他們檢舉同學講台語。阿耀寧可自己被處罰，也不願檢舉同學。他的這個性，在因高雄事件坐牢時，依然持續。在黑牢中，獄吏分化受刑人，指使社會刑案受刑人迫害政治案受刑人。獄吏同時也在政治案受刑人之間進行分化。阿耀在獄中被毒打得很慘，他都忍了下來。他堅守理想的原則，更加堅定。
阿耀說，他們小時候被外省籍孩子欺負，他們就罵外省人是「ㄉㄧ」在叫。但是，他當兵的時候，聽一些老兵說，他們原來在大陸也是農夫，是被抓伕到台灣來。他從此改變觀念，能夠接納也處於弱勢者地位的外省人。
阿樺自焚後，他的熟朋友談起阿樺，都不避諱，阿樺對那些具有優越感的外省人深為厭惡，連帶的，也不喜歡他們的語言。
當我知道，阿樺自焚的因素之一是表現台灣人的尊嚴和氣魄時，我哀傷地哭泣。那一刻，我發現，從我出生、成長以來，所有的問題都凝聚、呈現出來。
我想到，南榕自焚後，我們仍依原訂計劃，於四月八日在桃園時愛生勞工中心舉行聲援馬赫俊神父絕食祈禱二十四小時。在絕食祈禱期間，有一位外省籍中年人信徒公開表達心聲，他說，他在台灣住了四十年，卻不曾想到認同這樣的人、認同這塊土地，經歷過馬神父被驅逐事件、鄭南榕自焚事件，他開始改變生活態度。那時，阿樺還沒有自焚，如果阿樺聽到這位中年人的話，是不是會改變對外省人的觀感呢？如果有更多的外省籍人士有像這位中年人信徒的情懷，如果這樣的情懷早些出現；許多悲劇都不會發生了！
阿樺自焚後，我最初得到的訊息是他要表現台灣人的氣魄，不讓外省人第二代──台灣人鄭南榕專美於前。但是，傳達此訊息給我的人並不知道阿樺在接近「五一九」時的宗教境界。「五一九」阿樺接近殉道之前，他告訴一位教徒他要學習耶穌的精神，表達對台灣的大愛。
六
阿耀很忙。我卻不客氣要求他帶我去蘇水印家。他毫不猶疑地答應。晚上，他用電話和蘇水印連絡後，開車載我去蘇水印家。
阿樺自焚後，蘇水印的名字見報。阿樺交代友人轉告蘇水印，請他處理後事，把遺體葬在高雄縣甲仙鄉一處美麗的地方。
我不知道，蘇水印是否願意與我多談關於阿樺的事。聽農權會的人說，蘇水印是果農，對政治介入並不深，他是一位熱心的支持者。阿樺生前台灣南北到處跑，在高雄縣這一帶，有幾位人士的家，他經常出入。在燕巢鄉，他就常去蘇水印家。
我要做阿樺的專書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阿樺生前做草根工作的地方，我相信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我相信，所有政治工作的目標，都要從草根工作上一點一滴地落實。反對運動裏，在基層、在草根工作上，是最有活力、有生命力、最真誠而清徹的地方。高層次的政治抗爭，我們已有相當的了解，草根工作我們所知卻有限。阿樺自焚後，才冒出來「蘇水印」這個名字。一個人臨死前所做最後的交代，受託負的人必定有特殊意義。因此，我要拜訪蘇水印，到甲仙去也是我擬定的目標。
坐在阿耀的小貨車，阿耀一邊開車，一邊與我交談。我們的話題圍繞著阿樺。這是阿樺自焚後，我初次有機會和阿耀暢談。在這天以前，阿耀忙著處理南部地區阿樺追思活動，還要應付一大堆外來枝枝節節的事，他甚至抽不出一分鐘時間與我談阿樺。
晚間，車子在田園間的道路飛馳，十分優美。車燈照出道路兩旁濃鬱的樹林，我真希望這條路一直走不到盡頭，我沉溺在這景緻、這兒鄉野的夜間氣氛，彷彿醉倒在美酒裏。我總覺得，阿樺一直在我們旁邊，這一切不都是他所深愛！這條路，他生前開車、騎摩托車、坐友人的車，來來回回，不知道走過多少趟？
抵達蘇水印家，他和他的妻子很和氣地接待我。我心裏準備好，要面對這位正值壯年的男人提到阿樺就哭。因為，已經聽說，阿樺自焚後，蘇水印常常忍不住為阿樺而哭。
阿樺的朋友們雖然不了解他的家庭狀況，但是大多知道，他很少回家，家人反對他介入政治。阿樺自焚後，由於他家人出面，經過報紙記者追踪採訪，人們才逐漸知道阿樺成長過程中，家庭生活並不安定。蘇水印夫婦和氣的神情，以及家居佈置簡潔、恬適的氣氛，很快就讓我領會到，為什麼阿樺會把身後事託付給這位朋友。
本來，我擔心阿耀白天太忙、太累，想請他送我抵達蘇宅後，他就回家睡覺休息。我為了做阿樺的事，毫不客氣接受蘇氏夫婦邀我在這裏過夜。阿耀、我、與蘇水印三人談阿樺，竟然談通宵，一直談到窗外天色由暗轉白。我比較上是處於旁聽的角色。阿耀與蘇水印促膝對談，他們把阿樺生前總總事提出來討論。他們兩人給我的印象，好像一個是嚴父、一個是慈母，孩子莫明奇妙燒死自己，兩個大人拚命在找問題癥結。談來談去，仍然搞不清楚究竟問題出在哪裏？兩個人只是不停地難過、痛苦！出乎我的意料，蘇水印並沒有在我面前淚水滂沱。這通宵的談話，非常豐富而感人。雖然，談話幾乎沒有接觸到阿樺自焚的核心，但是，這裏卻呈現了阿樺生活裏很平實而可貴的一面。我忍不住要想，阿樺為什麼要捨棄這麼可貴的生活面、可貴的朋友？彷彿要登向高山，尋找山難的朋友，在登山啟程時，就拾獲他遺落寶貴的隨身物。他失去的，我卻成為那寶貴物的擁有者。
天亮時，蘇水印開車載我，阿耀開車跟著，我們到附近街口的小攤吃早點。我們吃海產粥，味道可口。晨曦裏，世間一片生意盎然。阿耀、蘇水印含笑與熟識的鄉民們打招呼。他們彼此間十分親切，這是在都市裏難得看到的情景。
用過早餐後，阿耀開車回家。我就近到蘇水印家睡覺。蘇水印夫婦把大臥室讓給我睡，幫我打開臥室裏的冷氣。蘇太太白天要上班。蘇水印今天不去果園工作，他和農權會的人約定，中午啟程到雲林去開會。我很疲倦，沒有洗澡就睡。這裏很安適。我可以體會到，阿樺生前到處奔走，來到這兒睡覺的感覺。我睡得很安適，只是，仍被阿樺自焚龐大的陰影籠罩。
近午時醒來。阿賓打電話來，問我今天要不要去甲仙？我顧不得睡眠不足，對他說，如果有人帶路，我要去。阿賓說，他不去雲林，他留在鳳山高雄縣農權會，我到鳳山和他碰面後再說。
蘇水印開車送我到街口，為我叫了輛計程車，搶著先付錢。他去雲林開會，與我路線不同，我們就在這裏分手。我想，我的來訪，打亂了許多人的生活。聽說，農民生活作息很有規律。他們必需如此，才能照料好農作物。蘇水印一夜沒睡覺，這對他是個特例。
七
黃昏的時候，我和阿賓搭客運車去甲仙。農民們都要忙到天黑才有空，我們這時候去可能還早了一些，但是可以參觀附近的風景和居民的生活情況。
在台北聽到「甲仙」，除了兩個字以外，只是一片空白。現在，朝甲仙的方向前行，使我悸動、哀傷。阿樺喜愛甲仙的山水、田園，喜愛甲仙的農民。甲仙的山水、田園、農民都知道。甲仙的山水、田園、農民等待的是阿樺，不是我。活生生的阿樺已不可能再走這條路。阿樺的遺願還在空中飄游。他鍾愛的那一處美麗的地方，何日，他的遺體才能安葬在那裏？反對陣營的力量竟是這麼薄弱。阿樺殉道的氣勢，在「五一九」當天就被打散了。如今，阿樺的遺體在哪裏都不知道？出專書，就能夠代替對殉道者表示最敬禮嗎？我不這麼認為。然而，如果阿樺的的殉道，還要有與他同質的後續行動，以彰顯另一股力量；這種可能的發展亦令人驚悚。我是和平主義信徒，從黨外時期，我就支持組織化、紀律化的理念。
開往甲仙的客運車，經過長長的路途，車窗外的鄉鎮街景漸漸疏稀。直挺的鄉間道路，兩旁美麗的椰樹樹稍在天空映下疏密的姿影。沿途盡是豐碩的龍眼樹、茂密的香蕉樹林、檳榔樹林。這般清新、自然、美麗的誘惑，曾經吸引了阿樺，一次又一次投入它的深處。透過阿樺的死亡，那誘惑力侵滲到我心思的空白；這是死神擄走阿樺後，鄉土的反撲。如果，阿樺有使徒，鄉土開始為每個使徒腦中的空白，注入生生不息的活水。阿樺將引導每一個心靈去接近那被世人忽略的地方。
車子經過小橋流水，甲仙小小的鄉鎮景觀就在眼前。四周蒼鬱的山嶺，深深淺淺青綠的樹林、田園，形成鄉鎮美麗的屏障，小城的居民生活顯得樸素、寧靜。
阿賓指著橋邊矗立一棵高聳的芋頭模型，告訴我，這裏盛產芋頭。農權會曾在這裏辦過幾次活動。阿樺和阿賓均是做些連絡、籌備的工作。有一次，晚上辦活動，安排了舉火把遊街的節目，把這裏的居民嚇壞了，家家商店都是提早打烊關門。
這裏的居民，像台灣其他很多地方一樣，沒有明顯的政黨取向，通常與朝野黨派都有來往。在野派，仍以余登發家族對這裏較具有影響力。余登發家族經營的方式，仍採取傳統的佈椿，並沒有推展以現代政治學為理論基礎的組訓工作。農權會的作法有別於余登發家族，農權會在這裏辦過一次訓練營，另外還辦聽證會，以及組織農民前往省農林廳為爭取基本權益陳情抗議。甲仙鄉大田社區理事長曾玉霖是農權會的支持者，在他協助下，農權會得以借用「大田社區活動中心」來辦活動。
阿樺原來在阿蓮鄉認識甲仙鄉農民，他到甲仙鄉來後，花很多時間與這裏的農民相處。他剛來的時候，不修邊幅，又熱心成天泡在這裏，主動幫忙農民做事。這裏的人起初感到奇怪，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別有企圖的壞人。慢慢地，阿樺得到這裏農民的信任和友誼。曾有農民好心透過農權會成員，建議阿樺把頭髮剪短、鬍鬚剃掉、衣服穿整齊，這樣會有助於他推展農運。只要能提高工作效率，阿樺都會接受別人的意見。他一聽農權會成員對他的勸告，馬上就去剪頭髮、剃鬍鬚。他再出現在甲仙時，就是符合這裏農民所認為「好人」的造型。
農權會成員到這裏來辦活動時，很吃驚阿樺在短短的時間內結交了那麼多農友。農友們在活動中心上課時，阿樺就和朋友到外面四處閒逛。
阿樺到甲仙來，常常和老農民劉紀力先生相處，有時和他一起去果園工作，天晚時就住在劉紀力家。阿賓要介紹我認識劉紀力，他打電話給劉紀力，不多久，劉紀力約另一位先生各騎摩托車來載我和阿賓。我坐在劉先生的車後座，從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被他全身農夫模樣，衣服沾滿泥土，吸引住。摩托車從小鎮街道轉向山坡小路。讓農夫載著，令我感到榮耀而神聖。劉先生一路上卻一直笑著，謙虛地說著客氣話，直說抱歉讓我到這麼不方便的地方，還問我會不會因騎車走山路害怕？我很驚訝他在山間小路平穩騎車的技術。幽僻的山林景色，十分迷人。
我們在檳榔樹林、椰樹林、竹林環抱的一幢農宅前下車。農宅建築簡樸，正門前方有一大塊空地。沿著農宅外緣，有一條細長的水道。阿賓告訴我，這是劉先生自己修築的，引山泉來使用。泉水清涼，我們捧起來洗臉、洗手。水道通往斜坡下的池塘。池塘裏，隱約可見許多長得肥大的魚。站在這裏，忍不住想起阿樺，自然能感受這兒的一切是怎樣地吸引他！我環看四週綠林，仰頭看深遠的天空，不竟為已在人間消的阿樺而哀傷！
就在我們流覽四周景色時，我未注意到劉先生從哪裏弄來大大小小的椰子。他一手捧著椰子，另手拿著鐮刀，三兩下就把椰子頂端削了一個缺口，遞給我。不一會兒，也削了一個給阿賓。過去，我曾在台北買椰子汁喝，才喝一口，就難以下嚥，白白花了不少錢。在這兒，捧著椰子喝它裏面的汁，味道極鮮美。我心想，這下麻煩了，我又愛上一種食品，以後在台北嘴饞時，要搭火車從北到南來吃。椰子汁喝完了怎麼辦？我望阿賓，阿賓要我看劉先生；他喝完，順手就把椰子殼拋到斜坡下的草地。我們也學樣做。劉先生還要再削椰子給我們，我們連忙婉謝。大大小小的椰子就堆放在石地上。劉先生又提了一簍改良品種的香蕉芒果來請我們吃。這些都是他親手種植的。
劉先生的妻子是典型的鄉間農婦，她和我們簡單地交談，就去忙著做家事。一個皮膚黑黑、瘦小的男孩害羞地在我們身邊走來走去。我們逗他很久，他都不開口說話。他是劉先生的孫兒。劉先生的孩子在外地上班，並不住這裏。我想，他的孩兒可能是缺少玩伴而使語言學習受到影響。
天色暗後，屋外是一片漆黑。屋內正廳有簡單的桌椅。在這裏看到「獨立救台灣」旗、「新國家運動」旗、民進黨黨旗，令我有特別的感受。這幾面小旗幟，民進黨黨旗是放在電視機上面。「獨立救台灣」旗、「新國家運動」旗是插在嬰兒床的床角。「獨立救台灣」旗，是南榕推動「許蔡聲援會」時製作的，那時我還在時代雜誌社，一邊當記者，一邊參加聲援活動。「許蔡聲援會」有許多感人的場面。記得有一次，我遊行走累了，坐上一輔宣傳車，在宣傳車裏看到前面主導車上，南榕用台語帶大家高喊：
「台灣要獨立！」
「獨立救台灣！」
「台灣獨立萬歲！」
「台灣人萬歲！」
也想起阿樺陪著慧瑛來來去去的身影。還有，如今仍在獄中，為「五二○」事件背十字架的蕭裕珍，在聲援活動裏，她在演講台、宣傳車上聲嘶力竭，嬌小的身材跑上跑下。在那風雨寒冷季節的夜晚，阿堂（鄭文堂）把長長的抗議布條，尾端用繩子綁在腰上，一手還舉著抗議標語牌，在疾風中遊行。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般「偉大」；台灣幾個大悲劇，我們都在暴風圈裏？都在大悲劇的頂峯？
在台北，我和民進黨黨務非常疏遠。但是，在這偏遠的山上農家裏看到民進黨黨旗，我領會到，它是長期處於受壓迫者希望的寄託，它象徵本土抗爭傳統裏可貴的打拼精神。
劉先生去洗澡後，換上乾淨的衣褲，坐在牆角一張似乎專屬於他的椅子。他拿起桌上的電話，一個接一個打給農友，告訴他們阿賓帶我來採訪，要寫阿樺。他在電話上，一個一個問「你對阿樺有什麼感想？」我看，他真是一位很好、很可愛的採訪者。他安排他們，等會兒與我們見面。
劉先生談到阿樺，就唉聲嘆氣，直說阿樺可憐，這麼好的人才，死了真可惜。他說，阿樺對人很客氣，每次要請他吃飯，他都不肯吃。餓了好幾頓，也不吃人家的飯。他很熱心幫助甲仙、六龜的農民爭取土地放領。問他，為什麼他比農民還熱心？他就說，農民很可憐，生活太苦，希望替農民解決問題，農民出頭天。
劉先生說，阿樺沒錢吃飯，生病也沒錢看病。常常和他談民主運動。從談話中，他才知道，「喇叭」就是「新潮流」的邱義仁。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十一點半，劉先生接到阿樺最後一通電話。阿樺說，二十六日不能和他們一起去省農林廳抗議。劉先生告訴阿樺，他會參加「五二○」遊行，「五二○」那天再見。阿樺不講話，以後才知道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對於阿樺的自焚，劉先生認為，阿樺長期積鬱使他做出這樣激烈的行動。劉先生和其他一些農夫、農婦都有共通的看法，認為他沒有得到家庭溫暖、沒有成家，使他在情緒和生活上經常處於不安定狀態。去年過農曆年的時候，阿樺原打算住在劉先生這裏。劉先生對他說：
「不是我不留你在這裏過年。你應該回家，你爸爸、媽媽會想念你。你回家過年後，再到我這裏來。」
但是，阿樺並沒有聽劉先生的話。他沒有在這裏過年，也沒有回家，卻到另外的友人處去住。
阿樺自焚後，人們綜合他過去的談話，才知道，他雖然愛戴「喇叭」，常常把「喇叭」的政治理念講給沒有鮮明政治意識的人聽，或用「喇叭」的理論來支持自己的說法和熟朋友辯論；然而，阿樺並不是要走「喇叭」的路線。他早已隱隱約約搭建了自己的路線。他所搭建的路線，他有時候並不刻意隱瞞；「巴游」的綽號由此而來。他在農運這方面才起步，卻遽然到台北自焚，這使得他做草根工作的角色變得不明確。受到他啟蒙的農民，顯然對他的自焚感到迷惘。這裏的農民甚至一度對農運失去信心，因為他們失去了最好的助手，又看不到、也不相信還會有人像阿樺那樣認真、熱心，來幫助他們。他們大多把阿樺的死，以長輩疼惜晚輩的心情來看待，而沒有把阿樺的死捧得高高的，來瞻仰。
甲仙這裏留有阿樺很多美好、可愛、有趣的往事。阿樺曾和朋友談，有一天清晨，他在甲仙河邊看到一位年輕女子在洗衣。他走向前，想和她說話，年輕女子卻起身走開了。在阿樺自焚後，朋友道出這件事，這是阿樺生命裏多麼優美的一幅畫！
阿樺是難得早起的人。除非，他答應農友，要早起一道去田園工作，通常他都是晚睡晚起。這方面，他還是很有城市「用腦者」的特徵。鄉下人很能體會，城市人生活習慣不易更改，阿樺住在農夫家裏常常早上睡大覺，農夫一家人各自忙著，也不去打擾他。但是，阿樺為農運忙的時候，也常常一個人夜以繼日工作，深夜時還一個人開汽車或騎摩托車從一個鄉鎮到另一個鄉鎮，翻山越嶺，衝勁十足。
我請劉先生告訴我，阿樺住這裏時，睡哪個房間？他指著近大門旁邊的小房間。我推開門，裏面是鄉間傳統式木板，懸掛了蚊帳。他曾經在這裏睡覺的模樣、他趴在蛇籠鐵絲網上自焚的模樣、他躺在停屍間輪腳床上的模樣，是極度地不同。卻都是他。是我永遠無法消除的印象。
八
劉先生請我們吃晚飯。餐桌就在廚房的一角，炊具、桌椅都是傳統鄉間形式。幾盤青菜，一鍋白飯，這是待客的盛餐。這時，我很能體會，為什麼阿樺總是婉謝農夫請吃飯。想到農人終年辛勞，連基本生活都不能維持，根本沒有錢繳各式名目的稅金；這樣的青菜、白飯，我也是不忍心吃。勉強接受主人的盛意，一邊吃，卻強忍眼淚。
用餐後，我們回到正廳。不多久，劉先生邀請的農友們開車而來的聲音，由遠而近。一行人，有的坐汽車，有的騎摩托車，每個人都非常熱心、謙虛。他們把車燈打開，使漆黑的鄉間露出部份樹影。我、阿賓、劉先生與另兩位農夫坐一輛汽車。一行人就在黑暗中，靠著車燈照出山林間小道下山。
這是非常有趣的車隊。有時候，在路上碰到熟人，車隊就停下來，劉先生不厭其煩地向對方說明我們此行的意義，問他「你對阿樺有什麼感想？」有時，車隊經過住家門口，忽然停下，眾人下車過去和識者打招呼，又重覆問對方「你對阿樺有什麼感想？」一張張樸拙的臉，都有相似的，把感情埋藏在內心深處的神情。他們談到阿樺，都說他：做人第一好、很客氣、很同情農民的痛苦、很熱心幫忙、很可憐、沒錢吃飯、請他吃飯他總是客氣不吃，燒死自己真傻、真可惜、是個人才……
車隊幾乎繞遍甲仙的街道，時間已很晚了。阿賓和我連連向他們道謝，請他們回家睡覺，明天他們還要早起到田園做苦力。但是，他們並沒有要回家的樣子。劉先生精神奕奕，眼睛烱烱有神，他提議我們繼續到六龜鄉去，那裏也有阿樺的朋友。
他們熱心、認真的模樣令我和阿賓非常訝異，我們都忍不住笑起來。我當然很高興，他們願意帶我去六龜鄉，尤其，夜間走山路，翻山越嶺，是這樣地美！車燈照出路旁濃密樹林黑影重重，照到葉叢間一串串的果實。有時候，樹稍葉和果實就從我們車身、車窗擦過。
我們翻山越嶺走了好長一段，劉先生才對我們說，為什麼這麼晚還要帶我們來？
「就是要領會阿樺以前半夜三更開車走這條路的情形。阿樺常常一個人，半夜開車來，又開車回去。他不願意麻煩別人，都是自己一個人做。」
我這才領悟，剛才看見劉先生眼睛烱烱有神之際，他的心意。他們是用這樣自然的表達，來肯定阿樺。
車子在山間一家農宅前的空地停下。從屋內正廳透出的燈光，照出屋宅四周的果樹。稍遠的門口，有幾個人在打麻將。站在空地仰頭望天空，滿天繁星，好像舉手就可以摘到。我們被引到正廳。正廳狹小，地上放置著一簍簍芒果，還有一串串艷紅的荔枝。主人和鄰居們圍桌坐著聊天，每一張勞動者的臉容，都是藝術領域裏最生動的畫像。
阿樺最後一次來這裏，是四月初，南榕自囚期間。他在「五一九」前三天，打最後一通電話來。他自焚後，這裏的人才知道，「五一九」前三天的最後一通電話，是告別，是最後聽聽朋友的聲音。
主人夫婦熱情招待我們，挑揀他們所種植收成的水果中最好的，請我們吃。他們談阿樺，大致和其他地方農民所談的差不多。我首次來訪，就在深夜，身處這裏，感受很特別。我非常珍愛沉溺在這種特別的氣氛裏。在山間的農宅裏，屋裏燈光明亮，屋外彷彿是臨著懸崖，伸手可以摘星，腳下是萬丈深淵。也許，天亮後，感覺會完全不同。或許，有一天，會發現這次突然闖進來的感覺是因為新鮮，又會因為某種因素而改變觀感。這很像是走到夢境，然而，一切卻又是那麼真實而生動。
歸途，我強烈地想掌握每一分秒的美麗。是這吸引力，曾經吸引阿樺一次又一次翻山越嶺，來回走這條路吧！
我們回到甲仙。為了次日搭車方便，我和阿賓被招待住在靠近街道的農友家，而沒有去劉紀力家。
次日離開甲仙時，感覺上好像離開一個國度，那小橋流水好像是國界，阿樺在河邊看到女子洗衣的情景，與這裏的一切好像是另一個國度裏的事。時時面對他的死亡，已成為我必然的事。為了要寫專書，也為了要在生活中實踐──要讓阿樺死得有價值；我要面對現實裏的一切。從台灣北到台灣南，不同的人，對阿樺的死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聲音，以不同的方向相互責難；我必需獨自承擔這些責難加起來的重量。然而，我怎麼可能把許多聲音協調成一種聲音呢？
九
戴振耀因為種水果不能維生，就向親友借貸，在橋頭鄉租了個店面由妻子做手工藝品、販賣雜貨來貼補家用。這是一幢建築簡單的兩層樓房，樓下做店面，樓上是住宅。當初阿耀準備租下這房子時，就考慮讓阿樺來住。原來，阿樺住鳳山高雄縣農權會服務處，住得並不愉快。阿耀老家離店面不遠，阿樺以前也常去阿耀老家。
在阿耀家這裏，有太多阿樺的影子。二樓分成三個小房間，每個房間，阿樺都住過。阿耀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阿耀的妻子，我們都稱她阿珍。她每天忙著做手工藝品，扣除材料費，賺手工錢，一元、一元地累積起來。我住在這裏，看她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賺到二十元。她一個人投下全部精力在做手工藝品上，扣除付房租，我不知道還能不能支付一家人基本生活開銷？
房屋就在公路旁邊，每天從早到晚都聽到各種車輛往來的聲音。二樓迎向公路的那間房間，玻璃窗上的冷氣機，以及一扇開敞的窗可見外面茂盛的甘蔗林，是特色。阿耀說，他們剛租下這房子不久，有一天阿樺提了這座冷氣機回來。阿耀認為，借貸開店才開始，就用冷氣機不太好。阿樺對他說，冷氣機是從工業區的廢物堆揀回來的，修一修還可以用。南部天氣燠熱，二樓有時候舉辦小型會議，沒有冷氣實在很不好過。
直到阿樺自焚以後，阿耀一直以為那冷氣機是阿樺揀來的。因為阿樺自焚死了，熟人之間不斷談起阿樺，從談話中，阿耀才知道冷氣機是阿樺買的。
阿樺到高雄縣楊雅雲服務處來工作後，有一段時間，固定的收入中止了，但是，熟朋友間仍湊錢給他。楊雅雲服務處，同時是幾個社運團體的會址，包括：高雄縣農權會、南區政治受難基金會、台灣環保聯盟…等。有關社運的工作，阿樺什麼都做：寫抗議布條、準備音響、開宣傳車出去廣播、搭演講台、發傳單、遊行抗議……。服務處地方小，出入的人多，有時在人事、經費上會發生問題。和阿樺有過爭執的人，不在少數。阿耀與阿樺算是交往時間相當長，相當密切的朋友。不過，阿樺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他與阿耀在相處上也出現意見不一的爭辯。阿耀感覺，阿樺做一些事，不讓他知道，追問他也不講清楚。阿耀認為，他對很多事要擔起責任，阿樺不把事情說清楚，他就不答應他的要求。曾有幾次，白天兩人有爭執，但是，到了晚上，阿樺總是會打電話來，在電話那一端哭泣。
阿樺人生最後一段時間，比較少住在阿耀這裏。他有時候白天過來看一看，又轉到阿耀老家去。「五一九」自焚前，四月、五月，阿樺到高雄縣來道別，已經知道他住過的地方，比較多的時間是蔡有全家和前輩政治受難人林再受先生家。「五一九」之前，高雄縣一帶，不少人接到阿樺的電話，他們都誤以為阿樺是從台北打來。
「五一九」之前，已經確定阿樺在高雄縣最後的行踪是十七日凌晨兩、三點，阿樺從林再受家離開。林再受也是住在橋頭鄉，離阿耀住處不遠。
林再受的住宅也是簡單的兩層樓，樓下店面做生意，賣茶葉、水果、飲料。二樓是臥室。樓下經常坐了些熟朋友談天。十七日凌晨，阿樺從二樓臥室走下來，說睡不著，要出去。當時，林再受還在店裏與朋友交談。十八日，阿樺在台北出現。
阿樺到林再受這裏，通常都是騎摩托車或開汽車。阿樺從南到北，似乎可以調借不少摩托車、汽車和宣傳車。從他借車、到處落腳，看起來他交遊頗廣。在高雄縣的老朋友，大多對阿樺生活上很大的部份不了解。有人曾聽阿樺很興奮地談起，他在嘉義結交到特殊的新朋友。
阿樺要犧牲的訊息，在高雄縣傳佈得頗廣，有的人當面勸他，有的人除了自己勸，還另外找人勸他。林再受說，南榕自焚後，他看阿樺的心情很壞，他一再勸他。阿樺常從台北打電話給林再受，在電話中唉聲嘆氣。「五一九」當天早上，林再受在台北廢河道南榕喪禮上看到阿樺，阿樺與林再受緊緊握手，久久不放。林再受對阿樺說：
「你今天不要有動作，明天再衝。」
阿樺對他敷衍說「好」
阿樺自焚後，現場的狀況令林再受很難過。林再受所接觸的一些人認為，阿樺死得「傻」，既然要死，就要死得轟轟烈烈。
我請林再受帶我看阿樺住過的臥室。臥室放了一張大床，還有相當大的空間。牆壁上貼著富青春氣息的人物海報。這間房間，原來是林再受女兒住，女兒出嫁後就空著。林再受和妻子兩人住這幢樓，生活很簡單，他們夫妻把阿樺當自己的孩子看待，常常邀他來住。但是，冬天的時候，看阿樺冒著寒風騎車來，就對他說，他可以住在鳳山他們另一個住宅，免得吹冷風，而且是逆風騎車。
在高雄縣，阿樺經常出入、住宿的地方，在鳳山住一位前輩政治受難人吳呈輝先生家。大樹鄉，住尤宏家。阿蓮鄉住陳照長家。
阿蓮鄉陳照長家，就是去年我受邀來演講的地方。去年，我來這裏演講，是戴振耀開小貨車，把我、阿樺從鳳山農權會先載到阿蓮鄉的王勝強家吃晚飯。王勝弘家，阿樺也經常出入。王勝弘在水泥廠上班，王太太當幼稚園老師。他們家積蓄買下了這幢頗為精美的房子。王勝弘說，他為了支持民主運動，一年要固定支出一筆錢；為此，他把個人的一些嗜好、娛樂都取消了。他不止出錢，還出力。大大小小的活動，他都參加。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民進黨三全會黃信介競選主席，而且當選，他那時對民主運動「非常悲觀」。我那時還很花了一番功夫安慰他呢！
王勝弘有兩個女兒。去年，我受招待，在這裏吃飯，心想：能兼顧家庭與參與民主運動，真令我羨慕，也讓我大開眼界了。去年，我、阿樺、阿耀與王家全家福一起圍著圓桌吃飯，圓桌還是擺在老地方。我這次來，那位不喜歡我、也沒有非難我的阿樺，已經死了。
王太太說，四月底阿樺來家裏，他理了頭髮，鬍子刮了，很整齊。那天，王勝弘不在。
阿樺對王太太道謝，謝謝他在阿蓮鄉時的照顧。王太太對他說：
「以後再來。」
阿樺說：
「沒有機會了。」
當天晚上，王太太把這事說給先生聽，兩人都覺得奇怪。
王勝弘的女兒聽我們談阿樺，也加入談話，說：
「他頭髮很長。」
一邊用手比到肩膀的位置。又說：
「他還留鬍子。」
阿樺留長髮，留鬍子的樣子，我沒看過。難以想像，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那樣？不過，聽說，他理了頭髮、刮了鬍子，有人馬上就想到「奇怪？哈，是不是有錢理髮了？」
阿樺曾經對王太太說，周清玉第二次參選時，阿樺幫周清玉助選，阿樺媽媽把他關在閣樓鎖起來，他後來逃出來。阿樺的母親信一貫道，阿樺信基督教。高雄縣熟識阿樺的人，一般都認為，如果阿樺家人把阿樺骨灰放在廟裏，不合阿樺的宗教信仰。
十
去年，我到陳照長家庭院和數十位農民前輩們座談，那次是終身難忘的經驗。參與者都很謙虛，希望和台灣全島各地的民主運動人士學習，和社運團體交流。我那次回台北後，和一些運動界熱心人士談到了「下鄉」、「交流」，不過，我只做到傳達訊息，沒有做出成績。好像，大家都很忙，未把阿蓮鄉這個「點」加以重視。這裏，還是靠當地幾位人士自己摸索。工作的拓展，顯得遲緩。
陳照長家是一幢兩層樓的住宅，從表面看來，這幢頗精緻的房子蓋在廣闊的鄉野、田園間，好像鄉間別墅。一些來訪的政治圈人士，或被安排到這裏了解農村生活的學生們，初到陳照長家都會以為農民生活很好。事實上，陳照長家和大多數農民一樣，改善生活必需靠作農以外的工作收入。陳照長當過船員，去年大雨把他承租屏東的釋迦園沖毀後，他改做賣天然泉水生意。洗一大堆塑膠水桶、用貨車去裝泉水、到各地客戶家送水，令他終日忙碌。這裏離街鎮有一段距離，陳太太外出買菜、買生活用品得騎摩托車。三個小孩，一女、二男，玩在一起，鬧成一團，成為這個家庭很活躍的一面。
排行第二的長子，還是稚齡兒童，阿樺自焚後，他仍說「阿樺叔叔沒有死」。他拿起刊登阿樺自焚的雜誌，指著阿樺拿反核標語的照片說：
「你看，阿樺叔叔還活著。」
小男孩精力充沛，跑來跑去。真不曉得，他的小腦袋裏裝了什麼？以後，他長大，如何看待阿樺自焚這件事？以後，他和他那一代，又用什麼眼光看我們？
如果不要管政治，住在這裏相當愜意。大門前，道路兩旁種植長長、濃密的芒果樹。對面是廣闊的甘蔗林、稻田、果園。遠處矮山山下，有一座水泥廠。站在庭院，放眼望去，四周盡是田園景色。日光遍照大地，溫馨的和風陣陣吹來，風裏帶來拂過鄉間自然的氣息。
庭院有一部份上方搭了石棉瓦，這裏成為聚談、飲茶的場所，也是最具有草根味的民主教室。
阿樺自焚後，我再到陳照長家，內心當然有很多感觸，沉痛無比。我為寫專書，到陳照長家去了幾次，住了一段時間。在陳照長這裏，我探尋到阿樺很豐富的內涵。陳照長的兒子很可愛，隔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覺他已能接受阿樺叔叔死了；似乎是綜合聽到大人們的談話，以及阿樺叔叔久久沒有再來這裏。
阿樺自焚後，我在台北的時候，已經知道阿樺「五一九」那天身上的裝備。他身上穿著經過設計灌滿汽油的背心，用雨衣掩飾背心不讓人看出來。背上的背包裏，裝著用「水袋」灌滿汽油。聽說「水袋」就是一般人用來灌冰水或熱水醫療、復健之用，也有說是類似「水床」、「水坐墊」的系列產品。抽掉水，灌入汽油。我在台北商店，或家庭裏看到類似「水袋」，都會聯想到阿樺「五一九」背包裏的汽油袋。他身上穿的背心，是類似游泳時幫助人體浮出水面的背心，套頭式，背心經過一道、一道縫過，使得汽油順流平均。他將自焚付諸行動時，用刀片在背心一角割個小裂口，用打火機點燃。第一個打火機潮濕未點燃（「五一九」那天下雨），他丟棄後，用預藏的第二個打火機點燃，然後整個人趴在蛇籠鐵絲網。因此，現場遺有一個打火機，以及刀片割裂背心流在地上的汽油著火，而他的手中始終握著打火機。就我所知，如果第三個打火機點不燃，將有其他狀況。至於是什麼狀況，我並不確知。
因為我在台北已經知道，阿樺的背包裏有裝汽油的「水袋」，我到陳照長家，看見一張藤椅上有個「水袋」，內心一陣陣抽痛，但我沒有和陳照長講，也不去移動那個「水袋」。很多事情，我必需個人承擔，同時去探尋包括我、阿樺的朋友都不了解──阿樺的另一面世界。
我也曾考慮到，拜訪阿樺的朋友，會不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因此，我很坦白地跟陳照長說，我想要從他這裏知道的，只是阿樺幫助農民的部份，他和農民的相處和感情。在我的印象裏，陳照長是一位性格成熟、穩定的農民，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如果他拒絕我拜訪、交談，我會尊重他的決定。我把我來訪的原則告訴他，他表示很樂於和我談阿樺。也許，對某些人，農民陳照長的談話聽起來很平淡。然後，對我，意義非凡。我靜靜聽他講，在平淡的敘述裏，我看到我探尋足步的方向，預見到一個更廣大的世界豐美的內涵。
陳照長談阿樺和他在一起談民主運動、農民問題細細瑣瑣的事。也談阿樺住在這裏，以及和他一道去果園工作的情形。他談到，阿樺和他到屏東去採收釋迦。這一部份非常吸引我。他說，他在屏東承租了一塊釋迦園。那裏正好在落山風口，風吹來很舒服。不過早上九、十點左右，沒有風，而且太陽很毒，這段時間很難熬根本不能工作，他就訂為休息時間。通常，他泡茶，在附近作農的農友都過來喝茶、聊天。阿樺就大談民主運動。
當我聽到「落山風」，我被這美麗的名詞吸引住了。我不打斷陳照長的話，他繼續說，落山風是從中央山脈吹過來，從宜蘭那一路吹來。我聽到這裏，十分著迷。仍然不打斷他的話。我曾經數次從台北出發，搭飛機到綠島去採訪政治犯監獄，從台北飛往花蓮，我總是將臉緊貼窗，看底下雄偉、美麗的山嶺。我愛極了連延、渺無人跡的中央山脈，曾把它寫入小說。現在為阿樺做事，意外發現阿樺和落山風、和中央山脈有關。我想像著那從宜蘭──林義雄老家──吹來的風，經過中央山脈，在屏東落山風口吹下來，阿樺、陳照長和他其他的農民們在落山風裏工作。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我要嚐試到那落山風下的釋迦園，去看看那裏的山水、田園，去看看大雨沖毀釋迦園的遺跡。我把這念頭放在腦裏，仍然不打斷陳照長的話，靜靜聽他講。啊，單只聽他說著阿樺，已是豐收，我內心澎湃，預知還有更大的收穫等在前面，等著我走去探望。雖然，不管我坐著或走下一步、一步，時時刻刻，我為著阿樺的死而無比痛苦。卻在同時，發現泉湧不止的美妙，我成為獨特的寵兒，享受異常的美感。
陳照長描述阿樺和他一起去採收釋迦。他們一早從阿蓮家出發，開車去屏東。他邊說邊模仿阿樺扛著裝盛釋迦竹簍走路的樣子：咬緊牙根、彎腰駝背，走得搖擺不穩。農夫有農夫的學問和本事，稻農兼種水果、菜蔬；每一種農作物從播種到採收，都是學問。單單只說採收釋迦，要用那一隻手托著釋迦？手的姿勢、要用那隻手拿工具剪刀？剪什麼部份？要使多大力量……都是學問。另外，採下的釋迦要如何裝箱，也有功夫。陳照長說，阿樺不會採、不會裝箱，他又熱心要「體驗農民的痛苦」，就只能背裝了釋迦的簍子。
「他硬是一簍、一簍地背！旁邊的人看他的樣子，就問我：怎麼找這樣不會做事的少年郎來？我就告訴他們：阿樺說要來體驗農民的痛苦，我就讓他去體驗。」
午餐很簡單，就是吃麵。陳照長從家裏帶了麵，還有太太炒的榨菜肉絲，他就近從河裏舀水煮麵，麵煮熟把榨菜肉絲倒下去。他和阿樺一人裝一碗，端起來吃。午餐用過後，下午繼續工作。
「那裏每天下午都有雨，雷很兇。打雷的時候，我就叫阿樺趕快跑到小屋去躲。有一次，還剩兩排，我們還冒雨摘釋迦。」
「去年一場大雨，把釋迦園都沖掉了，連小屋裏繞茶的茶具都沖跑了。這場大雨把果園沖得光光，我的心都碎了。幸好大雨之前，阿樺幫我多採了些，不然損失更大。大雨後，阿樺打電話給我，我跟他說：都沒有了，你不必來幫忙我採收了！就是這場大水以後，他在這裏沒事做，他就到甲仙去，在甲仙那裏做得很起勁。有一次回來跟我講，甲仙那裏的人多麼熱情，他人還沒有走進屋，從門外就一路興高采烈大聲講，講個不停。」
陳照長說著，想起庭院後面小貯藏室裏還留有一些採收釋迦的工具，他走去拿出一個竹簍。竹簍上繫著粗繩。看著這竹簍，想像阿樺吃力背著的樣子，粗繩上還留有阿樺的汗水吧！
「他住在我這裏的時候，也幫我整理前院門口的釋迦，用鋤頭除草。」
我跟在陳照長身後，去看前院的釋迦。幾株釋迦像特選的美樹，穿插在庭院花卉之間。把遠方落山風的記憶，撥一點種植在家居生活裏。
我們再回到茶桌旁，繼續談。和風從庭院上方的石棉瓦和圍牆之間，陣陣吹來。坐在這裏，就可以看到圍牆外面廣闊的田園風景。陳照長指著庭院後斜方遠處說，阿樺常常在那塊果園裏和他談天，什麼事都談，而且總是坐在特定的一棵龍眼樹下。兩人順手摘一串龍眼坐在樹下，一邊剝掉龍眼皮，吃龍眼，一邊談話。
「他就是在那棵龍眼樹下跟我講，建議我明年出來競選縣議員，要我以『台獨』作政見。他的構想是，把我們的政見說給鄭南榕聽，鄭南榕主張台獨，請他贊助十萬元競選經費。現在，兩個人都燒死了！」
陳照長並不熟衷參選，他認為從參選後，人就會改變；那是無法避免的。選上以後，必定有許多不得不應付的事。他當鄉民代表，是周圍朋友盛情難卻。他常說，任期滿後就不要幹了，不想再參選。只是，與阿樺有關的事，他要提出來告訴我。在龍眼樹下談話，是他和阿樺相處印象很深的事，而且又曾提到鄭南榕。我想像著他們在龍眼樹下，邊吃龍眼，邊談話，覺得很優美。我對陳照長說：
「你帶我去看那棵龍眼樹。」
陳照長說：
「現在去還太熱。等太陽下山，那時再去比較不熱。」
經他這麼說，我這才注意到此時日光正亮，坐在庭院裏，並沒有想到明亮的陽光底下，田園是燠熱的。也因此發覺，農夫對時辰、對氣溫變化掌握得十分精準。
黃昏的時候，陳照長對我說：
「我帶妳去看果園。」
我起身就要走，他卻沒有要走的樣子。我正覺疑惑，他撥開庭院間的物品，去推動摩托車。我對他說：
「走路去呀！我不怕走路，邊走邊看風景，多好！」
「很遠哪！來回用走的，趕不上吃晚飯。」
坐在他的摩托車，在田園間穿行，廣濶的田園裏散落著農夫、農婦耕作的身影。過去看過多少不朽的田園名畫，而現在置身在這般美麗的情境裏，無法比擬名畫與現景的差異；只嘆自己的才華與精力不夠，無法把美景以各種方式化為永恒。
陳照長停下摩托車。我不知道哪一塊是他的果園？等他把車停好後，跟著他走，才知左邊這一塊是我們的目標。果園的外圍，纏繞著鐵絲網。看著那一根根尖銳的刺，阿樺自焚時就趴在那滿是密密尖銳短刺的蛇籠鐵絲網上，過去他多少次在這果園裏做工、與陳照長談理想抱負；怎知鐵絲網成為他未來死亡構圖的一部分！
果園已荒蕪，雜草叢生。走不多遠，就來到一株枝葉濃密的龍眼樹。陳照長指著它，說：
「就是這棵。」
然後指著樹根部的土壤，說：
「我們就坐在這裏談。」
他順手摘下一截樹稍枝葉，往樹根部坐下，然後把枝葉丟在身旁地上，說：
「就這樣順手摘一串龍眼，他就坐在我旁邊，我們一邊剝龍眼吃，一邊講話，什麼都談。現在還沒有龍眼。」
他又說：
「為什麼坐這裏呢？這棵龍眼長得比較大，而且，正好地上有一段竹片。他就在這裏跟我提到，要我出來競選縣議員傳播台獨理念，他要帶我去向南榕募款，現在兩個人都燒死了！」
地上的一段竹片已和土壞合在一起，竹片表面光滑。我想，以後，阿樺紀念館立要擺他的遺物時，這段竹片不能啟出放到館內，它適合留在這裏。
「有時候，工作休息時，我坐椅子，那張椅子還在。」
他說著，帶我折往右邊的樹林。我看到一張舊椅，殘壞、孤寂地置於樹叢間。
「我工作累了，坐在這張椅子休息，聽他講話。他的話永遠講不完。他從南到北到處跑，什麼抗爭都參加，要去之前，或是回來後，都會跟我講。」
我問陳照長：
「他講話的時候坐那裏呢？」
我心想，不知阿樺坐在這附近那裏？或是到處坐？
陳照長仰頭指著旁邊的樹，說：
「人躺在掛在樹上的弔牀。」
樹幹上垂下一抹稀疏的腐繩，陳照長望著它，談談地說：
「弔牀壞了。阿樺以前就躺在弔牀上，歪過頭來跟我講話。」
離掛弔牀樹幹不遠的右側，就是鐵絲網圍牆。從這裏可以看到鐵絲網外面的田園景色。我真痛恨「五一九」那天總統府前的鎮暴部隊、痛恨那些阻擋和平民眾的蛇籠鐵絲網。那天的蛇籠鐵絲網是不可能撤離的，那不可能，就決定了阿樺將死付諸行動。但是，我要怎樣對待那不願透露身份的人傳遞的訊息─
─
「明知死了，社會還是一樣，國民黨還是不會倒，
要追的，追不到，用死去追……」
走出果園，陳照長彎身看草叢，說：
「有一條蛇。」
我驚呼：
「怎麼會有蛇？」
陳照長說：
「有喔，鄉下蛇很多。」
我嚇壞了，問他：
「你的果園裏面出現過蛇嗎？」
「果園裏有很多蛇，嚇到我，我就打。有一次，有一隻很大的蛇，懶洋洋的，我用石頭丟牠旁邊要牠走。」
「牠走了嗎？」
「走了。牠不嚇到我，我就不打。」
農夫和可怕的動物之間，這種自然的關係，我覺得頗有趣。它也引起我對民主政治、和平改革與暴力路線的聯想。我也嚐試從宗教的角度來領悟這故事的意境。
我們要往回走時，放眼望去，夕陽下，遼濶的田園裏，遠處燃燒稻草冒起黑煙，黑煙往空中上升、擴散。「五一九」，我們步行到總統府前，不知隊伍前方發生什麼事，聽從指揮系統在雨天濕淋淋的地上坐下。我們坐下時，氣氛有點緊張，看到前遠方有黑煙往天空上升、擴散，以為是鎮暴部隊放催淚瓦斯，大家拿出手帕摀鼻。但是，當煙飄來，我聞不像催淚瓦斯，卻有股焦味，感到不解。迅即，有人傳話過來：「有人自焚！」不多久，傳話來：「阿樺自焚！」在嚴守行動紀律「靜肅、避免談話出聲」的情況下，對這突發狀況，大家都只有接受指揮系統的指令，不能隨便移動位置。有人猜：「是不是黃華（資深政治犯）？」然而，很快地，進一步消息傳來：「是詹益樺，高雄縣農權會的詹益樺。」附近和詹益樺相熟的黨工，有的臉色遽變，有的強忍痛苦、全身和臉容的肌肉都扭絞。依我對詹益樺的了解，他是會做出這樣的事。這天，從陳婉真在士林廢河道南榕靈堂出現後，我成為護衛她的一份子，一直緊緊貼在她右邊。整個遊行過程中，我和她儘量避免談話。這時，我簡單地向婉真介紹詹益樺這位基層黨工。原來位置排在我們後面的婦女隊，匆匆移行到前面去。又有一些倉促的黨工從後面抱著棉被跑到前方去滅火。
在總統府前面，兩天濕淋淋的地上坐著，看到前面遠方往天空上升的黑煙，當時不知道黑煙是什麼。這成為我終身的內疚。現場有我熟識的人自焚，那時，我一無所知，沒有哀慟，沒有向殉道者致敬禮；這成為我終身的痛苦。那時，我甚至不知道，在冒黑煙之前，鎮暴部隊已向和平的民眾噴強力水柱，引起前面民眾慌亂逃跑。我更不知道，有蛇籠鐵絲網。
往天空上升的黑煙，我在阿樺曾經做農事的南台灣田園間再看到。我要永遠承擔，不論走到哪裏都會看到與阿樺有關的事。陳照長的摩托車載我，經過田園，經過還在工作的農夫、農婦，經過那一團熾熱、火紅的燃燒，稻草燃燒也會有燙痛的感覺。阿樺從點火到死亡，據說只有三分鐘。我們怎麼能讓他承受燒死的劇痛？那不是三分鐘的問題。那不是短短時間就過去了。
我曾問一位喜歡登山、喜歡做社會服務，卻從不介入政治的年輕人：
「用汽油燒死的感覺像什麼？」
他不假思索地說：
「就好比把一條活魚丟到油鍋裏炸。」
十一
陳照長是一位細心、有好記憶力的農夫。我為阿樺的事到處跑，有一回又來到高雄縣，他告訴我，他已安排好時間要開車載我去屏東「落山風」的地方。
我聽了好高興！特地打電話和台北一位攝影朋友吳坤松連絡，邀他同去拍照。做阿樺的事，我是好幾項工作同時進行，南北奔走。在台北時，我試著和幾位朋友討論，希望會攝影、會使用錄影機的朋友能分別做出阿樺的專輯。我和吳坤松談時，他馬上答應，並表示不收報酬。願意拍錄影帶專輯的朋友也有，但是，短期內無法從已排得密密麻麻的工作表中抽出時間。
吳坤松也很忙，和他連絡，前前後後花了我不少心神。總算有緣，在我和陳照長要出發的幾個小時之前，他從基隆拍了「放水燈」後趕搭野雞遊覽南下。我因為感冒發燒又拉肚子，早晨起得稍晚。我走向庭院茶桌，推開客廳的門，一眼看見吳坤松已坐在茶桌旁，實在警喜！他說，他深夜抵達，打電話吵醒陳照長，陳照長告訴他路線。原來，他已經在這幢屋裏睡了幾個鐘頭；我還不知道。
王盛弘也來了。我和阿樺有一個相同的毛病：晚睡晚起。通常，他們都讓我睡到自己起來，當我起來時，早餐已經準備好了。高雄縣的朋友散居在幾個地方，當他們知道我到高雄縣來，他們彼此會連絡，我好像一個嬰兒，被他們照顧；從一個地方到另個地方，有人接送，正餐以外還有點心、宵夜。我很喜歡這裏，可是被照顧得這麼週到，心裏實在很過意不去。
這天，陳照長開著他花了一萬元買的舊轎車，載我、吳坤松和排行老二的長子去屏東。出發前，陳太太特地騎摩托車把小兒子載到街上，避免他纏著也要去。可是，就有這麼巧的事，我們在街上小吃店停下，陳太太和小兒子路過，小兒子非要過來纏他爸爸。好不容易，陳太太把小兒子哄著騎上摩托車，我們才正式上路。
我這天身體非常虛弱，我得靠意志力撐著走一趟。這天是八月十六日。在這以前，南、中、北，三場阿樺追思會已舉辦過了。七月十九日，我在朋友協助下，在嘉義縣竹崎鄉清華山靈塔找到阿樺的骨灰罎。八月十三日，我自己又獨自去嘉義看阿樺的骨灰罎，首次拍下骨灰罎的照片。我準備邀吳坤松到屏東、甲仙、六龜、嘉義拍攝與阿樺有關的照片，行程排得相當緊湊。主要是吳坤松台北還有事，他在南部只能停留兩天。
陳照長說，去年大約這個時候，大雨把他在屏東承租的釋迦園沖光了。他曾去老地方看，只剩下三棵釋迦和一間小廁所。三棵釋迦的一棵，正好在廁所旁邊。釋迦園是在山谷河邊，通往釋迦園的過河吊橋也被大雨洪水沖毀。
這天天氣很熱。沿途，陳照長告訴我們，過去他和阿樺一起來，阿蓮到旗山這一段路不好走，他就放音樂「愛拚才會贏」。阿樺曾在寫給蔡有全的信上，提到這部份。追思會紀念專輯刊出這封信。陳照長在山路的一處轉角停車，告訴我們，過去他和阿樺曾在這裏停下來，看風景。在有紀念性的地方，吳坤松開始拍照。
落山風山嶺在高雄縣茂林村，釋迦園在落山風口河邊屬於屏東縣。車子來到河岸石地。太陽真是火烈！我還沒有搞清楚釋迦園遺址在那裏，只見陳照長從車後座拿出一些東西：竹簍、長繩、三雙拖鞋。陳照長找到一根長竿備用。我們學他，把鞋脫下留在石地上，換穿塑膠拖鞋。我這時候才看出來吊橋只剩下靠岸邊的柱子。河床很低，一帶河水自遠方山間流過來，流過錯亂的石塊處造成湍流，清脆的水聲不斷。我隨身帶著皮包和小照相機。吳坤松是專業攝影，他的攝影器材相當精緻。陳照長叮嚀兒子在車旁石地等我們，他領路，帶我們走下斜坡到河床砂石地。我現在才知道，我們的目標是在河的對面。陳照長要帶我們涉水過河，找尋水淺的路線走到對面。我深深吸一口氣，把所有的信任寄託在陳照長身上。
陳照長穿短褲，他走在前頭探路，開始時用目視，走不了多遠，就用長竹竿來探測河底的深度。吳坤松和我跟在陳照長後面，我捲起褲管，穿拖鞋的腳開始踩行淺灘河水邊緣。我很專心，絲毫不敢大意；這兒可不是任性、逞勇的地方。誰也無法想像，看起來尚平靜的水波底下，哪裏有游渦？哪裏的河床砂石突然下陷？由於機會難得，我還是決定拍幾張涉水過河的照片。沒拍照時，照相機放在白外套口袋裏。（我的皮包，涉水前，陳照長放入竹簍，竹簍由他背著。）
我們走了一段，陳照長很謹慎，一再放棄朝河對面直線走。於是，我們沿著河水邊緣走了頗長的距離。水位開始深到我的小腿靠近膝蓋處。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吳坤松拉著我的手走了一段。陳照長從竹簍裏拿出長繩來，神情嚴肅地對我說：
「曾心儀，對不起，還是要用繩子綁妳。」
他講話的樣子，好像是要用繩子綁（吊）我的脖子，其實是將長繩的一端綁我的腰，然後，吳坤松拉中間，他緊握繩索另一端。同時，陳照長把長竹竿架在我們肩上，保持平衡，以備萬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涉過河，很緊張，卻覺得很有意義，感覺異常美妙。走到河中間時，我叫停，站穩腳步，拿起照相機朝正前遠方的落山風山嶺拍照，特別把山嶺、以及河水由遠至近到腳前都攝入鏡頭。我也拍下在我前面的吳坤松和陳照長。從此，我決心專心過河，不再在河中拍照。
腳底下踩著深深淺淺的沙土，有時踩著滑溜溜、不平坦的石塊，真是步步驚魂。我力持鎮靜。陳照長和吳坤松一路都小心照顧我。我心裏想，火焚了兩個，今天若是被水沖走了，就成了「水」焚。
眼看著對岸漸近時，心裏喜悅，卻不敢掉以輕心。直到確定就要成功了，我又忍不住叫停，要拍照作紀念。上岸後，陳照長為我解開繩索，我大大喘了一口氣。回頭看，真不敢想像我們是從那麼遙遠的對岸涉水走過來！想到，等會兒還要再走一趟，感覺一定不一樣，又緊張、又留戀。我想，此生我再也不會重覆「從河水走過去」。這經驗太寶貴了！阿樺是這樣地吸引我！
上岸後，還有一段不好走的亂石地。前方，像古蹟般的荒地，陳照長說：就是這裏。炙熱的陽光下，我卻彷彿身處在黑暗的夢境。小廁所和倚在廁所旁邊的一棵釋迦樹，使這兒的氣氛更加顯得悲涼。釋迦樹變得像野樹，附近長了幾叢雜草。陳照長走過去，走過來，時而低頭看枝葉、草叢。過去，這裏有一千多棵釋迦樹，阿樺幫忙他採收，那情景都和阿樺一起到天堂去了吧！
雖然，釋迦樹缺乏照料，樹上仍結了果實。陳照長從竹簍裏拿起工具剪刀，把成熟的釋迦採下。我初次目睹農夫採收釋迦的情形。我請吳坤拍照，特別希望把手、果實和工具剪刀都攝入鏡頭。
我們在這裏，很惦念留在對岸上的孩子。看不到小孩的身影，我心裏很焦急。我們大致看過這一帶的狀況，拍夠了照片，就返身往回走。回程走在河水裏，亦是小心謹慎。離對岸愈近時，感覺到我們身後屬於阿樺的世界逐漸遠去，心中百感交集。陳照長的兒子出現在我們視線裏，他竟然爬下斜坡，走到河邊亂石堆上。他是他爸爸的寶貝，他爸爸即使責備他，也是充滿愛心。
釋迦園遺跡之旅結束了。我們坐車離去，我隔著車窗一直看那遠山，看那河水，看那對岸荒涼的土地，想像著昔日落山風吹來時，阿樺和農民們工作的情形。他扛著裝滿了釋迦的竹簍，彎腰駝背，咬緊牙根，搖擺地走，一天走好幾趟。他給獄中有全的信上說：
「我們常『聽到』也常『講到』的公義、愛、尊嚴，但我們是否落做到？台灣社會上弱者權益是否落實替他爭取了嗎？
我現拿鋤頭時，挑擔時，常思考這問題，台灣社會上弱者在那裏，他們變成弱者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人造成，是什麼事情演變，現我不敢有什麼結論，我自訂一個方面，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那個地方扶啟他。」
阿樺的身影消失了，他的思考文字留了下來。他的這些話，多麼可愛、可貴！
落山風永遠在我心裏，永遠在遙遠的南台灣呼喚我。我的心嚮往它。我必會再去。我如果在那裏住得更久，我會探尋到更豐美的收穫。在我的生命裏，這些多麼璀燦，我看也看不完，永不厭倦，終身享受不盡。這些，是阿樺的死，牽引我找到寶藏。這些寶藏原來一直在我們生活的土地上，被我們忽略。現在，我的富有竟是阿樺用死付出代價。我真慚愧。阿樺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十二
阿樺在「五一九」那天自焚。他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有一段時間，我陪伴陳婉真，二十四小時寸步不離。陳婉真的案子進入司法程序後，她首度公開回彰化的老家、到處拜訪，她不必由我寸步不離陪伴，我展開邀請新聞從業人員連署聲援「歡迎陳婉真回家」。各界人士也展開聲援陳婉真，於是，我得以專心投入做阿樺的事。
七月十九日，我在朋友協助下，到嘉義竹崎鄉探尋有關阿樺的事。在此之前，聽說，阿樺的家人把他的骨灰擺在冰箱裏。據說，可能以為擺在冰箱裏「不會壞掉」。這天在竹崎鄉，我得到一點線索，阿樺的骨灰罎可能擺在竹崎鄉清華山靈塔。只是憑著這麼一點線索，竟然在清華山靈塔裏找到了阿樺的骨灰罎。
當我看到寫著「詹益樺信士骨之靈」的骨灰罎時，我忍不住痛哭起來！「五一九」那天晚上在台大醫院停屍間看他的遺體時，我哭不出來，在心中許諾；我必要挖掘出來他自焚的深刻含意，彰顯他的精神。那是最後一次看到他，從此不知他的家人如何處理他的遺體。參加由草根工作者籌辦沒有遺體的公祭、追思會，心裏有失落感。他生前交代友人，要請高雄縣農權會的蘇水印將他葬在他喜愛甲仙美麗的地方，然而，這段時間以來，我們都不知道他的遺體在那裏，不能完成他的遺願，真是痛苦！現在，我找到了他的骨灰罎，感覺與他很接近，卻又分不清是夢？是真？昔日，好好的一個人，竟變成骨灰裝在這個小罎子裏！真希望這是一個神燈，他從神燈裏走出來，復活又回到我們圈子裏！
本來，我並不想公開已找到阿樺骨灰罎的事。但是，獲知婉真的案子數日後要開庭，原來有些朋友要協助我做阿樺的事，他們要去法庭聲援婉真。一場不可預知結果的抗爭又要展開，因此我決定公開找到阿樺骨灰罎的事，使得一些與阿樺感情深厚的朋友，能夠在這幾天之內去拜祭他。
十九日找到阿樺的骨灰，算一算，距離他「五一九」自焚正好兩個月。返回台北，我一心想去內湖看阿樺的媽媽。阿樺留給媽媽的遺書，簡短的字句，表達非常清晰、真純的感情。雖然，聽朋友說，他和媽媽常有衝突，被媽媽關在閣樓還偷跑出來幫周清玉助選；但是，從他留給媽媽的遺書，可以感覺他埋藏在心裏對媽媽極深的愛。現在阿樺已經不能來看媽媽，我帶著阿樺的一張放大照片，彷彿帶（代）阿樺去看媽媽，也讓他媽媽看他。
我鼓足勇氣，即使他媽媽或家人要罵我、打我、趕我走，我都還是要走這一趟。一般人的印象，從「五一九」那天阿樺自焚，他家人非常排斥我們這些阿樺的朋友。我不知道，別人有沒有試著去看阿樺的媽媽。我自己卻覺得，我一定要去一趟。
阿樺媽媽的地址，我已探尋到了。坐計程車去，下車後很不好找。這一帶是屬於中等階層的公寓住宅區。我在巷弄間找來找去，就是很難找到阿樺媽媽的門牌號碼。天色漸暗，心裏有悲悽之感。就像過去很多次探尋的經驗，彷彿走入神秘的夢境，難以分辨虛幻與真實。
當我找到門牆號碼，那一瞬間，多重的印象交疊在一起。是公寓一樓的店面，開著雜貨店，門口有一棵枝葉濃密的大樹。阿樺總是讓我尋尋覓覓，與他有關的地方，總是有樹。在南台灣，是山水、田園、椰樹林、檳榔樹林。在台北荒涼如沙漠，他家門前卻有一棵枝葉濃鬱的樹。
猛看一眼，店裏面好像沒有人。我鼓起勇氣走進店裏，看到一位先生，從容貌就可以想到他是外省籍，可能是老榮民。我禮貌地問他：
「請問詹益樺的母親楊女士在不在？」
他問我：
「妳是他的什麼人？」
他言談、神情和氣。聽他的口音，他是外省籍。
「我是詹益樺的朋友。我來看阿樺的媽媽。」
「她在樓上拜拜。」
我找到了！心裏翻湧著。我力持鎮靜，禮貌地問：
「請問您……」
我不知道該怎麼問，我只是想要知道如何稱呼他。他和氣地說：
「楊女士是我的太太。」
我雖然做阿樺的事，但是，儘量避免打擾他的家人。我希望，他的家人過他們所期望的生活。因此，我不想和這位先生多談，把對他的干擾降到最低程度。我問他：
「我可以到樓上去看她嗎？」
「她在拜拜。不過，妳可以上去看看。」
我向他道謝，返身走出店面，從旁邊的樓梯拾級而上。我這時很激動，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又要哭了？我在樓梯間停下，連連喘氣、深深地吸氣。
我一層樓、一層樓走。愈接近頂樓時，愈惶恐。阿樺的母親怎麼能原諒這件事？怎麼能接受孩子的死？走到頂樓，可以想見，篤信一貫道的詹母，就在屋裏唸經。我幾乎想逃跑，又害怕這時詹母走出來看我逃跑的樣子更不能原諒。事實上，我的腳並沒有往後抽腿，卻朝向正門走去。我要敲門的那一刻，我恢復了自然。
很快地，有人來開門。門縫露出婦人的臉，當門打開，我看到母子相似的臉容，我為這位痛苦、滿面風霜的母親在心中泣血。她疑惑地看著我，問：
「妳找誰？」
她講台語，聲音細弱，身軀瘦小。我的台語很差，但我恭敬，努力用台語說：
「我找阿樺的媽媽。」
她的臉容皺起來，想強忍，卻眼眶紅，就要哭出來。她用哭泣的聲音問我：
「妳是誰？」
「我是阿樺的朋友。」
從我一見到她，我就想與她擁抱，想要安慰她，想要求她寬恕。我並不想講話，我真不忍心這樣初見時，用阿樺促成我和她交談。她的臉容更痛苦地緊皺，眼淚源源流下，這情形是從兩個月前「五一九」那天就一直持續著吧！
她哭著看我，反問：
「妳是阿樺的朋友？」
她哭著，喃喃地說「阿樺的事，妳知道嗎？」，微轉身，引我走進室內。我從何說起？我來到原以為最不可能接近的地方，我沒有任何好奇，沒有任何慾望，我只是要分擔她作母親喪子之痛。
寬敞、肅穆的佛堂，顯示詹母對一貫道信仰的虔誠。頂樓看起來似乎專為唸經而設。不過，當阿樺的媽媽引我到靠近牆角的一張餐桌，拿椅子給我坐，我看到這兒有一個小房間。小房間的木門正關著，木門門柄有損毀的痕跡，木門上還有幾個小洞。我想起，阿樺告訴朋友，他媽媽不喜歡他碰政治，曾把他關在閣樓，他想辦法逃出去。莫非，他曾經被關在這個小房間裏？
阿樺的媽媽，哭哭，停停。她滿佈痛苦的臉容，永遠刻印在我心裏。我很努力、很困難地用台語和她交談。我對她說，阿樺最愛媽媽。她哭著說：
「愛媽媽，為什麼要讓媽媽操煩？」
她的聲音沙啞、低低的。我終於忍不住流淚了。我能怎麼安慰她呢？我絞盡腦汁，告訴她，阿樺幫助很多人，很多人很感謝他。她邊哭邊說：
「是啊！他回來有跟我說，高雄甲山那邊的農民很苦，他去幫助他們。但是，他為什麼要死呢？愛媽媽為什麼要讓媽媽操煩？幫助別人就好了，為什麼要死呢？」
我難過得整個腦袋都快要裂了。她哭著走開，當她又走過來時，她遞給我一個紙盒裝的菊花茶。我真感謝她。她允許我進來，還招待我喝飲料。情況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糟糕。我告訴她，我們曾在南部、中部舉行了兩場追思會，明天在萬華也有追思會，在高雄的那一場有祭拜阿樺。她聽了，似乎感到安慰。
我又告訴她，我們有些朋友說，他已經變成了神。她時而痛苦地搖頭嘆氣，時而用手帕揩拭眼淚、鼻涕。喃喃地說：
「阿樺的心很善良，他喜歡幫助別人。他並不要追求名利，也不貪財，他不愛錢。如果他愛錢，他以前在電梯修護公司上班，一個月有幾萬元新水，他何必丟掉工作去碰政治！」
她想著、想著，又哭起來。我走過去摟著她的肩，臉頰貼著她的額頭。我想：阿樺啊！媽媽的痛苦，只有你能解決，然而，一切都不可能了。
我對她說，我有一張阿樺的照片，要送給她。她哭得更傷心。我從皮包拿出一個筆記本，從封面裏的夾層取出阿樺的放大彩色照片。阿樺媽媽看到相片，更是激動。她取過相片，紅腫的眼裏盡是愛，她哭得很傷心，好像快要崩潰，卻也讓我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支持她。她很愛戀地拿著照片，似乎從照片上阿樺清晰的神情得到溫暖。我問她：
「妳有沒有這張照片？」
她搖搖頭說「沒有」
我問她：
「阿樺出事那天，妳有沒有去看他？」
她搖頭說：
「沒有。我不要看，看了只有更痛苦。阿樺的妹妹有去看。他們是兄妹，阿樺這樣死了，他妹妹很痛苦，所以會講那些話。」
我又問：
「妳有沒有去看阿樺的骨灰？」
她搖頭，輕聲說：
「沒有。他爸爸說，要把他和阿公作伙。」
我不敢告訴她，我已去看過阿樺的骨灰罎，我問她：
「妳知不知道阿樺的骨灰罎擺在哪裏？」
她搖搖頭說：
「不知道。」
我想，他們家裏的事，我不要牽涉進去。我不主動告訴她，阿樺的骨灰罎放置所在。不過，從我們後來的談話中，她似乎不希望朋友們去拜祭，她說，只要有心意就好了，在心裏拜祭也一樣，對著照片拜祭也一樣。
她問我：
「妳事前知不知道阿樺要這樣做？
我坦白說：
「我事前不知道。」
談話間，她偶爾能平靜、不哭，和我談阿樺。她說，阿樺很乖，喜歡幫助苦難的人，他爸爸也愛他，只是兩人談不來。阿樺常在外面住，很少回來，她曾勸他回來住。談到死，她又傷心哭著說：
「他還年輕，還沒有娶妻。他不為自己，不為求名利，是犧牲自己。凡是以生命犧牲自己，就能成神。有誰會比他有勇氣？他做了這件事，看看是不是可以成神？」
她告訴我，當年阿樺爸爸娶細姨，才分開。她說這事，我已經從報紙上看到報導。我不想去看阿樺的爸爸，也許，親近母親已讓我覺得夠了。
我把我發表在民眾日報副刊寫阿樺的文章，拿給她說。她拿著，走到窗前看了一會兒，不知是光線不足、還是視力的問題，她要我唸給她聽。我的台語能力沒辦法逐字、逐句唸。我就把大意講給她聽。這樣一篇文章，能給她多少安慰呢？我想，那是很微弱的。這事是無可彌補。
我問她：
「妳是不是不喜歡阿樺碰政治？不喜歡他去參加抗議活動？」
她和氣、嘆氣說：
「我們是小百姓，沒有、沒才能、沒地位、說話沒人聽、沒有影響力。我勸阿樺，好好安定生活。」
時間晚了。她一直把阿樺的照片握在手裏，時時看著相片裏的阿樺。我的來訪，使她的手中多了一張阿樺的照片。我感覺到，這突然而來，多出來的照片，她很珍愛。雖然挑起她的傷痛，但是她不排斥。
我問她：
「阿樺回來住哪裏？」
她指著門柄損壞的這個房間。我請她讓我看裏面。她並不拒絕，走過去開門。裏面佈置簡單，就像一般中等家庭的臥室。這裏，阿樺留下來的，是我們不知道的往事。一牆之隔，這裏，母親是用怎樣虔誠的心持續她的信仰，必然每天在靜默中苦苦思念愛子。
我起身告辭，轉達朋友們對她的關懷。她要我代她謝謝大家的關懷。她的面容流露著我不忍見的哀傷、脆弱。我總要離去，我不忍離開，卻又無能為力。她拖著虛軟、嬌小、衰老的身體，手中握著相片，看看、哭哭，想強忍眼淚和悲慟。她陪我走向門口，我能夠感覺到她從「五一九」以來所承受的痛苦，也感覺到她的孤寂。這種痛苦，這種孤寂，沒有人能代為承擔，無法取代。我想，造成阿樺之死這件事會有天譴吧！想及此，就不敢再多想。
阿樺媽媽送我到門口，我請她留步。我向她深深鞠躬。門逐漸掩上，她的臉容在我的視線消失。阿樺媽媽給我最後的印象，是門線裏的背影。門全部關上，我站立望著那緊閉的門。是什麼鎖在另外的世界裏？
落下一步、一步沉重的步子走下樓。我沒有再去和阿樺的繼父談話；讓他們的生活保持平靜，也許是我所能做的友善表達。
我在公寓樓房之間的巷子走來走去，找不到出路。天色已暗。我不知道，我仍身在夢境，或是在虛幻與真實之間掙扎？
往右側方看去，不遠處，斜坡上是公路。我朝它走去。爬上斜坡，公路上汽車疾馳，行人很少。這一帶顯得頗偏僻。我沿路邊走了一段，與一位少女迎面，我問她：
「請問，這條路是什麼路？」
她說：
「這裏是麥帥公路。」
我問她：在哪裏可以攔到計程車？她為我指了個方向。我向她道謝。
我攔到計程車，坐上後，不知道要怎樣安置自己？通常我的情況很糟糕時，我讓藝術拂慰我。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我錯過了許多好電影。這時，我想起一部好片子還在上映，我告訴司機電影院的名稱。
車子開動後不久，我能分辨出方向了。一個可怕的感覺像蛇行一般從心底爬升。「五一九」清晨，阿樺把最後的字蹟留在有全家牆壁信件袋裏，走過花木扶疏的庭園。他步向死亡的最後行程，距離他母親住處不遠。
我走在甲仙山坡樹林間的小道。我鬱悶而哀傷。我非常憎厭外面浮華社會的虛偽。但我卻不得不繼續在那樣的環境裏生活。
這次離開甲仙，下次不知何時再來？邊走邊看四周的樹叢。鄉野景色真迷人。一隻黑色的蝴蝶飛過來，棲息在樹稍枝葉。我走近，想看牠。牠飛走了。我正感到失望，牠又飛過來，在我周圍飛來飛去。我想，牠是屬於這裏，遼闊的野鄉是牠的家。牠剛才飛走了，又飛過來安慰我的失望，這是牠給我的禮物。我感謝地微笑。牠什麼時候又飛走了，我沒有留意。
剛才的蝴蝶，是阿樺嗎？
我在土徑旁邊草叢間，看到亮紅的蝶形花。我想起阿樺趴倒在蛇籠絲網被火燒的錄影帶。他的雙手伸張，彷彿蝴蝶展翅。
告別童年以後，我幾乎沒有再看到蝴蝶飛過眼前。這對我是多麼殘忍的折磨：阿樺的死，像蝴蝶被燒死。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日
鄉居完稿
後記 曾心儀
阿樺自焚殉道，在「五一九」當天氣勢就被打壓下去。新聞媒體以訛傳訛，接近阿樺的人們又悲慟得難以宣揚他。他成了寂寞的殉道者。
我在阿樺自焚的蛇籠鐵絲前靜坐憑弔，許諾：我要為他做事。在台大醫院停屍間看他的遺體，我再次許諾。
實踐許諾，極為艱苦。這本紀念專書只是實踐許諾的一點點工作而已。但我已把生命投入。我有一個卑微的期待，希望，曾被阿樺視為兄弟者，平平實實地延續阿樺吃苦、受折磨、踏實工作、純樸的崇高精神。
阿樺有計劃的殉道，隱瞞了他最愛的親友，留給大家終身心靈的悲痛。我們僅能說：當他點火引燃身上預藏的汽油，那一刻，他的生命已延續到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第一本紀念專書，選在一九八九年歲末出版，是將深埋了半多年的哀思，以虔敬之心，陪伴不在人間的阿樺走過一九八年，步入一九九○年。
阿樺誕生在二月，在五月殉道。他殉道後的第一個生日即將來臨，我們虔誠地迎候添富新意義的二月。
（本書由阿樺的朋友贊助出版）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南台灣鄉居完稿
重要史料影片!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事件 警方當天蒐證影帶
「雜念所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離開好遠了嗎
從2011/04/06「雜念所在」部落格copy
http://care4here.blogspot.tw/2011/04/blog-post.html
張貼者: kang
20130406補充說明：日前有成大同學詢問可否利用此影片為籌辦鄭南榕紀念會的素材之一，茲回覆以，這個影片是台灣民主歷程的記錄之一，應該是公共的，歡迎各界運用，並感謝多所傳播！
為方便有心者取材運用，將此7分44秒的影片(MPG格式，2600Kbps，640x480像素，約125MB大小)另行放上Google雲端硬碟共用，如有需要請連結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5leY9Nkrd05V0RKRHF3aDFJdm8/edit?usp=sharing網頁自行下載(頁面左上角向下箭頭)影片檔案]
這個「鄭南榕自焚事件」警方的蒐證影帶，全長近8分鐘，是1989年4月7日上午事件發生後，整個拘提行動遭社會質疑，第三天警方提供給媒體的，內容有現場當地派出所主管會同里長持拘票登門按鈴、現場對面中山國中制高點所拍攝的爆炸起火狀況、以及約兩個多小時後檢察官同警方律師勘驗現場的部分畫面。
影帶當然不是事件的全貌，警方所記錄蒐證的也不只這些，能公布的當然是要有利於其所要詮釋的，裡面沒有的是當時動用多少的鎮暴警察密佈四周，也沒交代為何消防隊能在起火後2分鐘即射水搶救，更遺漏了由樓梯強行攻堅才引爆事件的畫面。而當時的電視新聞也只擷取少數畫面，那時的「官方」媒體講的當然也是「官方說法」。
這個影帶保存了快22年，原本不清楚是否還完好，除了錄影機十年前就報銷了之外，並不是把這件事遺忘了，而是內心深層一直不太敢去碰觸，因為到現在都不曉得要如何去形容鄭南榕讓人震撼的地方。
除了自焚事件，每次想起鄭南榕，另一個鮮活的景象是1987年11月9日在國賓飯店他與民進黨當紅的朱高正衝突的畫面，那個毫不在意滿臉鮮血的鄭南榕神情，是在尋常人中看不到的，就像電影般深深刻印著，也一直將那個印象與自焚的畫面交疊在一起。但是近年來都沒有再見到滿臉鮮血卻為理念決絕的鄭南榕紀念影像，在網路上也仍未找到，也許以後有機會再補上[參見文後20130406補註]。
與鄭南榕一樣，年輕時雖曾在同一個地方成長，也僅在1987年12月10日鄭南榕所主辦的政治受難者聲援會中見過一面，對他並不熟悉，但自焚事件前後卻也有一些經歷而與之連結，甚至前一天還被指揮這次拘提行動的侯友宜欺騙了，這過程將來有機會再來回顧。近年來常見民視胡婉玲對侯友宜的專訪，對他是吹捧有加還多次重播，怎麼胡婉玲對侯友宜的訪問要避過這個鄭南榕自焚事件？胡該問問這事件是否也是他的勳章之一呢？
而兩年前有次偶遇同鄉前輩李泳泉老師及陳麗貴導演伉儷，提及鄭南榕自焚事件及蒐證影帶的事，感謝李泳泉老師將其帶回重製成影像檔。這個影像的品質雖然有些模糊，但就像錄影機會壞了，人的記憶也會淡了，但影像能將歷史記錄下來，希望讓現代的年輕人多少了解當時事件的具體狀況，讓大家能有機會回顧鄭南榕的犧牲，那個爭取台灣獨立自主及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決心。
「鄭南榕自焚事件」當時確實嚇到國民黨黨國體制了，看鄭南榕519出殯時是走中山北路直抵總統府可見一斑，整個黨國的情治系統都呆住了，之前數年頻繁的警民衝突場面，在之後數年也緩和許多，台灣也愈來愈朝著民主化開展，直到政黨輪替。
好景不常，3年前黨國復辟後，民主逐步倒退，情治系統似乎又找回黨國鷹犬的角色了，看看陳雲林來台時，警方打自己人民是如何不手軟，簡直比戒嚴前後毫不遜色；而20多年前，媒體雖然也受黨國制約，但多數媒體工作者也多樂見台灣朝向民主化，如今，這些還留在媒體者，也許職位愈高了，但也愈來愈退縮，也依然讓媒體繼續成為黨國的工具。尤有甚者，在馬政府愈加傾中之下，情治系統、媒體現在不只服務小黨國，也配合馬政府諂媚大黨國了，而這個大黨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共產黨。近日，這些媒體又再泡製所謂「LP」粗話的新聞，其實馬政府豈只沒「LP」，同這些媒體老早在舔中國的「LP」了，人民的生活與生存環境竟然不如馬英九有沒有「LP」重要。
在紀念鄭南榕殉難22周年之際，也同樣要檢驗本土政黨及政治人物。20多年來，原本在街頭的異議份子，有多少已人模人樣穿起西裝華服在享受黨國媒體的光環了呢，又有多少準備爭取大位的人也在積極包裝企望諂媚這些媒體呢，過去所謂「台灣獨立」、「爭取言論自由」的理想現在在那裡了呢，難道「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真的已離開好遠好遠了嗎？
詹益樺紀念專書
阿樺
編著：曾心儀 刻印／林獻癸
發行人：曾心儀 e-mail ：itaiwan@ms25.hinet.net
印刷：春暉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武嶺街61巷17號
電話：（07）7613385
電話：（02）7646963
出版日期：1989年12月31日第一版第一刷